“但更害怕的是错过。”
“昨天调研队去蛇口，那里还是一片荒滩，但已经有人在测量、在打桩。带队的当地干部指着海说：‘这里要建港口，要通香港，要通世界。’他说话时眼睛里有光，那种光我在北大荒地窖里见过——当我们第一次解开一道微积分题时，就是那种光。”
“我忽然明白你为什么总是强调‘要看到十年后’。因为在这里，如果你只看到现在，看到的只是一片荒滩；但如果你能看到五年后、十年后，看到的可能是码头、工厂、高楼。”
“写到这里是午夜。窗外传来柴油发电机的轰鸣——这边电力不足，晚上靠发电机供电。这声音很吵，但奇怪的是，我睡得比在广州踏实。也许是因为这里的‘不确定’反而更真实：每个人都知道前路未卜，但每个人都在往前走。”
“对了，有个发现你可能感兴趣：我在华侨城筹建处看到一份内部资料，提到‘微电子产业可能是未来突破口’。虽然只是简短的几句，但说明这边已经有人在思考这个问题。如果你有关于这方面的想法，可以写信告诉我——用技术语言写，我会找机会转给相关的人。”
“最后说件私事：陈思北上周来信，他在上海交大参与了一个船舶自动化项目，接触到了日本的技术资料。他说：‘我们的差距不在干劲，在系统。’你们俩都在思考‘系统’，一个在北，一个在东，我在南——我们三人，居然无意中形成了一种三角支撑。”
“保重。深圳的荔枝快熟了，很甜。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在这里一起吃。”
“ 卫国
1978年6月12日于深圳宝安”
信纸最后夹着一张黑白照片：一片荒芜的海滩，远处是模糊的山影，近处几个人正在拉测量绳。照片背面用铅笔写着：“蛇口，1978年6月。未来从这里开始测量。”
肖向东把照片看了很久。然后从书包里取出地图册——那本1975年版的《中国地图册》，在广东省那一页，深圳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圆圈，标注着“宝安县”。
他用钢笔在那个圆圈旁画了一个三角符号，写下日期：“1978.6 卫国抵深”。
历史正在他看不见的地方加速。而他困在清华园的会议室里，接受关于“思想协调性”的询问。
但也许，这两者本质是一件事：北方在争论方向，南方已经在探路。思想交锋和实际探索，是这个时代的一体两面。
那天下午的近春园集会，气氛凝重。陆文渊带来了坏消息：他那篇关于半导体发展趋势的短文被系里驳回，理由是“缺乏足够国内数据支撑”。杨志远更惨——他从香港亲戚那里获得的电子杂志影印本，在邮局被扣了，需要“上级审查”才能领取。
“我们是不是太急了？”杨志远有些沮丧。
“不是急，”方文敏说，“是时机不对。现在风口在南方，在实实在在的经济建设。北方的思想界还在解冻期，每一步都要破冰。”
肖向东突然开口：“如果南方的实践，需要北方的理论支持呢？”
所有人都看向他。
“李卫国在深圳。”肖向东把信放在石桌上，“那边已经在谈合资建厂、来料加工、港口建设。但他们缺系统性的思考——缺关于产业升级、技术转移、管理现代化的完整框架。”
他翻开自己的笔记本：“我们近春学社过去三个月讨论的所有内容：微电子趋势、信息化社会、系统控制论……这些在北方被认为是‘超前’的东西，在南方可能正是急需的。”
陆文渊眼睛亮了：“你是说，我们为南方提供理论弹药？”
“不完全是。”肖向东摇头，“不是居高临下的‘指导’，而是平行的探索。他们在一线试错，我们在后方构建理论模型；他们的实践反馈给我们真实数据，我们的理论帮他们少走弯路。”
方文敏快速记录着：“这个定位很好——不是反对什么，而是建设什么。在思想审查中，‘建设性’是最硬的盾牌。”
“但怎么传递？”杨志远问，“信件会被检查，面对面交流不可能。”
肖向东想起林美娟的那个方法。他取出最新一期《自然辩证法通讯》，翻到第47页——那里已经有一个新的红十字标记，旁边写着：“生物医学工程可能成为中美学术交流突破口，留意相关报道。”
一个念头突然击中他。
“学术刊物。”他说，“用最公开的方式，传递最需要的信息。我们可以写一系列文章，表面上是纯学术探讨，但实际上是为南方的实践提供理论工具。”
“比如？”陆文渊问。
“比如《系统工程在项目管理中的应用》——这听起来很技术，但可以嵌入关于‘如何高效引进外资项目’的思考。比如《控制论与质量保证体系》——这看起来是工程问题，但可以讨论‘如何在国际市场上建立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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