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的清华园，柳絮开始飘了。那些白色绒毛在斜阳里打着旋，落在图书馆灰扑扑的窗台上，落在刚冒出嫩绿的草坪上，也落在近春园残存的太湖石与断碑之间。
近春园，这片清华西隅的废园，曾是康熙朝熙春园的一部分，咸丰年间改称“近春”。如今荒草丛生，荷花池早已干涸，只剩下些嶙峋的假山石和半倾的亭基，在暮色中沉默如历史的残齿。平日里少有人至，正是说话不易被听见的地方。
肖向东坐在一块倒卧的石碑上，面前摊着本《自然辩证法通讯》——这是去年才复刊的杂志，封面上“科学”与“民主”的字样墨迹犹新。他手里拿着的，却是自己用稿纸装订的小册子，封皮空白，内页密密麻麻写满了字。
他在等人。
风吹过荒草，发出沙沙的响动。远处主校区广播站的声音隐约可闻，正在播报《人民日报》社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脚步声从园子西侧传来。来了三个人。
第一个是物理系的陆文渊，瘦高，眼镜片很厚，总爱低着头走路。课堂“超纲”事件后第三天，他在图书馆主动坐到了肖向东对面，推过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行俄文写的流体力学方程——那是五十年代苏联教科书里的，但陆文渊在边上用铅笔注了一行小字：“此式在湍流边界层适用性存疑，君有何见？”
第二个是经济管理工程系的方文敏，扎着两根短辫，眼神清亮。她是在开水房排队时“偶然”与肖向东聊起的，话题从食堂饭菜价格，一路拐到“如果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逐步放开，会对城市物价产生什么连锁反应”。肖向东谨慎地用了些后世才普及的供需弹性概念，方文敏听罢，沉默良久，说了句：“你这些想法，不该只停留在脑子里。”
第三个是无线电电子学系的杨志远，身材微胖，话不多，但总能在关键处问出最犀利的问题。他是在新华书店的科技柜台前“偶遇”肖向东的，两人同时伸手去拿最后一本影印的《通信原理（美·H. Taub & D. Schilling 着）》。杨志远让了书，换来了此后一周傍晚在荷塘边的散步长谈，话题从香农定理，悄悄延展到信息传播与社会变革。
三人走近，彼此点头，没有寒暄。这是第四次“碰面”了。
“人都齐了。”陆文渊推了推眼镜，声音很低，“来时看了，园子周围没人。”
四人围坐在石碑旁，荒草恰好没过小腿，形成一道天然的视觉屏障。
肖向东将手里的小册子放在石面上。“这是上次讨论后，我整理的一些关于‘技术革命长波周期’的补充材料。”他顿了顿，“主要参照了熊彼特创新理论，但结合了未来三十年可能的技术突破点——微电子、生物技术、新能源的潜在轨迹。”
小册子在几人手中传阅。没有惊叹，只有翻动纸页的沙沙声，和偶尔笔尖在随身笔记本上的快速记录。
“你这里提到，‘信息将取代能源，成为下一个长波周期的核心要素’。”方文敏抬起头，目光锐利，“依据是什么？就凭晶体管和集成电路的初步发展？我们现在连一台像样的个人计算机都没见过。”
“依据是知识本身的指数增长规律，以及存储、处理、传输知识的技术成本下降曲线。”肖向东从书包里又抽出一张手绘图表，“这是根据贝尔实验室和英特尔已公开论文数据外推的。如果摩尔定律在未来二十年大致成立，那么到本世纪末，普通家庭拥有的计算能力将超过现在国家级研究机构。”
杨志远盯着图表，手指无意识地敲着膝盖：“传输呢？没有高速网络，单机运算能力只是孤岛。”
“所以需要通信技术的并行革命。光纤、卫星、蜂窝网络……”肖向东说到这里，突然停住。他意识到自己又滑向了过于具体的“预言”，便转回语气，“总之，信息流的加速，必然重塑生产组织方式、社会交往形态，乃至国家力量对比。”
陆文渊一直沉默地听着，此时忽然开口，声音有些干涩：“这些推演，有没有考虑制度约束？知识可以流动，但边界始终存在。技术可以扩散，但谁掌握标准，谁制定规则，才是关键。”
问题直指核心。空气安静了一瞬，只有远处广播隐约传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尾音。
肖向东深吸一口气：“这正是我们需要讨论的。技术路径是骨架，但让它有血有肉、能走起来的，是经济体制、教育模式、思想观念。我们这代人站在一个转折点上——计划经济的主体地位不会变，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正在被承认；阶级斗争为纲已经终止，但‘四项基本原则’是底线；向西方学习技术和管理被鼓励，但‘精神污染’的警惕从未放松。”
他环视三人：“我们在这里，不是要挑战红线，而是尝试思考：在这个复杂的约束框架内，未来十年、二十年，哪些领域是可能率先融冰的突破口？哪些思想资源——包括被我们重新解读的马克思主义，包括被批判性吸收的西方学说，也包括中国自身改革实践中正在萌芽的新经验——可以被整合起来，形成一种既植根现实、又指向未来的‘建设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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