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芸的第二张纸条，像一块投入深潭的巨石，在地窖小组内部激起了持续而隐秘的波澜。提纲上的关键词，成了他们搜寻和整理资料的灯塔。
地窖的学习节奏骤然加快，目标空前清晰。李卫国负责以那份提纲为骨架，重新梳理他父亲笔记和老谢头旧书中所有相关的内容，去芜存菁，试图拼凑出一个个知识模块的雏形。陈思北则更加疯狂地从一切实际问题和现有资料里，提炼对应的原理和应用，充实李卫国搭建的骨架。肖向东则作为总协调和深度引导者，确保他们的拼图不偏离核心，并不断将更高阶的思维方法（如分类讨论、数形结合、模型构建）无声地融入他们的讨论。
隔间的“扫盲班”依旧按部就班地进行，内容甚至比之前更加“基础”和“实用”，完美地扮演着烟雾弹的角色。肖向东在讲解如何估算粮囤体积时，脑海里同时在飞速思考着立体几何与微积分思想的联系；李卫国在辅导王海柱计算工分比例时，心底在默背着政治经济学的一些核心概念。
这是一种奇特的分裂状态，却也锻炼了他们一心二用、在平凡伪装下进行高强度思维的能力。
压力不仅来自知识的渴求和时间的紧迫，更来自物资的极端匮乏。像样的纸张和笔依旧是奢侈品。他们开始用烧过的树枝在捡来的破瓦片、旧木板上演算；用针尖蘸着稀释的墨水在衣服内衬上记下最关键的公式和思路；把重要的结论编成只有自己能懂的口诀或代号。
地窖的土墙上，渐渐被各种只有他们能看懂的符号和简图占满，每次聚会结束前，又必须仔细刮去。
在这个过程中，陈思北那张最初的“故障树”不断进化，已经变成了一个复杂的、多层的“知识-问题关联网络图”，用各种颜色的细线（代表不同联系）和符号标注在几张拼接起来的劣质草纸上，被他视若性命。李卫国的理论体系图也越发庞大，他开始尝试用树状结构来呈现不同学科分支之间的关系。
肖向东看着他们的成果，欣慰之余，也感到沉甸甸的责任。他们就像在贫瘠的荒原上，完全依靠自己的理解和想象，试图重建一座宏伟但残缺的知识宫殿。每一步都充满未知和谬误的风险，但每一步都踏得无比扎实。
然而，外部的阴影从未远离。赵大刚虽然暂时没有新的举动，但他那双眼睛似乎总在暗中逡巡。有一次，陈思北发现自己藏在工具箱夹层里的几页演算草稿有被翻动过的痕迹，虽然没少，但顺序乱了。这让他们惊出一身冷汗，立刻改变了隐藏资料的方式和地点。
孙晓芸那边，再无新的纸条。她在公开场合见到肖向东，依旧是那种恰到好处的平淡。但肖向东注意到，有一次“扫盲班”讲到一个稍微复杂的比例问题（涉及分数运算）时，她恰好从窗外经过，脚步似乎不易察觉地放慢了一瞬。还有一次，连部分发学习材料（最新的社论），她将材料递给肖向东时，指尖在某一页的页脚（那里印着一个小小的出版日期）轻轻按了一下，随即松开。
肖向东回去后仔细看了那页，出版日期很新。他琢磨着这个细微的举动，推测这可能是在暗示：新的动向，可能就在最近。
这是一种建立在极致默契和谨慎之上的信息传递，脆弱而隐晦，却至关重要。
真正的挑战，在一个寒冷的雪夜降临。李卫国冒着风雪从老谢头那里回来，脸色不太好看。他带回来一个消息：老谢头暗示，最近连部好像对“书籍资料”的流向有点关注，可能是上面有统一的清查精神，也可能是有人反映了什么。老谢头让他最近“少去，去了也别拿东西”。
资料渠道，面临被切断的风险。
“是赵大刚？”陈思北咬牙。
“不一定。也可能是我们频繁借阅，引起了注意。”李卫国眉头紧锁，“老谢头已经担了风险，不能再连累他。”
地窖里气氛凝重。资料是他们生存和进步的血液，这条血管要被掐断了。
“不能完全依赖老谢头。”肖向东沉默良久后开口，“我们必须开辟新的来源，或者，最大化利用手头已有的一切。”
他看向陈思北和李卫国：“从明天起，我们改变策略。地窖的学习，从‘搜集-学习’模式，转为‘深挖-重构’模式。我们不再追求获取新资料，而是把我们手头所有的碎片——你父亲的笔记、那些旧书上的片段、我们自己的推导和总结——进行彻底的反刍、咀嚼、融合。我们要像炼金术士一样，从这些有限的矿石里，提炼出最纯的‘金属’。我们要自己编写一份属于我们自己的、高度浓缩和体系化的‘复习精要’。”
他目光灼灼：“把你们那些图，那些笔记，全部打散，按照那份提纲的框架，重新整合。每一个知识点，我们要追根溯源，弄清楚它为什么是这样，还能怎么用，和别的知识点怎么连。我们要做到，即使手头没有任何书本，我们三个人凑在一起，也能把这套东西的大框架和核心细节，完整地复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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