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渐深，大理的晚风带上了些许凉意。我们围坐在“旧城杰悦”的院子里，桌上摆着几瓶啤酒和一堆烤好的菌子。肖薛晨坐在老李旁边，手里捧着一杯热茶——他说晚上不喝酒，要保护嗓子。
月光洒在院子里，给每个人的轮廓镀上了一层银边。白天去寂照庵的那份宁静还留在心里，但此刻，大家不约而同地想起了昨晚那个戛然而止的故事。
“小晨，”王杰先开口，声音很温和，“你昨晚说，在来大理之前，还去过一个地方。”
肖薛晨的手紧了紧茶杯。他低头看着杯中旋转的茶叶，沉默了很久。院子里很安静，只有风吹过竹叶的沙沙声，还有远处隐约传来的、不知哪家酒吧的民谣吉他声。
“那个地方，”他终于开口，声音比平时更低，“是深圳。”
这个答案让所有人都愣了一下。深圳——那个繁华的、现代的、与大理完全相反的城市。
“为什么是深圳？”婓轻声问。
肖薛晨抬起头，月光下，他的表情有种超乎年龄的复杂：“因为……我想去看看海。爷爷以前说，他年轻时跑船，见过大海。他说海是蓝色的，一望无际，比我们山里的天还大。我就想，那应该是我能走到的最远的地方了。”
他把茶杯放在桌上，双手交握，指节微微发白。
“到深圳是前年夏天，我十七岁。”他说，“出了火车站，我就蒙了。楼那么高，路那么宽，人那么多，每个人都走得很快，像在追赶什么。我背着吉他，站在地铁口，突然觉得……不知道该往哪边走。”
他的描述很有画面感。我能想象那个场景——一个瘦弱的少年，背着破旧的吉他，站在繁华都市的街头，像一粒被风吹到陌生土地上的种子。
“我在城中村租了个床位，一个月三百，八个人一间房。”肖薛晨继续说，“白天去人才市场等活，晚上回房间写歌。深圳的夏天很热，房间里没有空调，只有一个小风扇，转起来嘎吱嘎吱响。”
他顿了顿，像是要鼓起勇气说接下来的部分。
“在深圳的第三个月，我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一家装修公司当小工。老板是湖南人，看我会弹吉他，说他们接了个酒吧装修的活，完工那天要在现场搞个小演出，问我能不能去唱几首歌。”
肖薛晨的嘴角浮起一丝苦涩的笑意：“那天晚上，我唱了三首歌，都是自己写的。台下坐的都是装修公司的工人、材料商、还有酒吧老板的朋友。唱完，有个戴金链子的男人走过来，递给我一张名片，说他是个音乐经纪人。”
老李的眉头皱了起来。陈倩轻轻按住他的手，示意他不要打断。
“他说我很有天赋，说要签我，包装我，让我上电视。”肖薛晨的声音越来越低，“我信了。那时候太年轻，也太想抓住点什么。他带我去录音棚，让我录了几首小样，说要去谈合作。然后……然后他说需要一些‘活动经费’。”
“你给了？”张和忍不住问。
“给了。”肖薛晨闭上眼睛，“我把在深圳攒的所有钱都给了他，一万三千块。那是我洗了多少个盘子，搬了多少块砖，才攒下来的。”
院子里一片寂静。我们都明白发生了什么。
“后来他就消失了。”肖薛晨重新睁开眼睛，眼神平静得让人心疼，“电话打不通，公司地址是假的。我去报警，警察说这种案子太多了，让我回去等消息。我知道，等不到了。”
他拿起茶杯，手有些抖，茶水溅出来几滴。
“钱没了，工作也没了——装修公司的老板说我心思不在干活上，把我开了。我又回到城中村，但连床位的钱都交不起了。”他深吸一口气，“最困难的时候，我三天只吃了两个馒头。晚上睡在公园长椅上，深圳的蚊子特别多，咬得全身都是包。”
杨欣悦的眼圈红了。王杰伸手搂住她的肩膀，自己的表情也很沉重。
“那你是怎么……怎么离开深圳的？”我问。
肖薛晨沉默了很久。当他再次开口时，声音里有一种奇异的平静，像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有天晚上，我抱着吉他坐在海边——不是旅游区那种漂亮的海滩，是港口附近，到处是集装箱和吊车。海确实是蓝色的，很大，像爷爷说的那样。但那天雾很大，我看不到对岸。”
他停了一下，像是在组织语言。
“我对着海弹琴，唱了一首刚写的歌。唱完的时候，发现有个老人在旁边听。他穿着码头工人的衣服，手里拿着饭盒，应该是刚下班。”
肖薛晨的眼神变得柔和：“他走过来，坐在我旁边，什么也没说，就听。后来他从饭盒里拿出两个包子，递给我一个。我们就这样，一人一个包子，看着海，坐了半个小时。”
“临走时，他说了一句话。”肖薛晨抬起头，看着我们，“他说：‘小伙子，海很大，但岸也很长。这个岸边待不下去，就换个岸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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