订单爆棚之后，陈阳以为最难的日子过去了。可他没想到，新的麻烦来得比订单还快。
货车进不来。
从合作社到县城的公路，坑坑洼洼，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平时跑空车还好，现在满载着参花茶、鹿血酒、蛤蟆油，一车货值好几万，颠簸在路上，司机心疼得直骂娘。张二虎送货去省城，回来跟陈阳说，会长，那路真不行了，我那一车罐头，颠碎了十几罐，赔了不少钱。
陈阳蹲在路边，看着那条坑坑洼洼的土路，眉头拧成了疙瘩。这条路他走了几十年，小时候走路上学，长大了骑自行车，现在开货车，路还是那条路，坑还是那些坑，一点没变。以前穷，没有货要运，路烂就烂了，反正也用不上。现在不一样了，合作社的货源源不断地往外运，这条路就成了卡脖子的瓶颈。车进不来，货出不去，订单再多也是白搭。
修路。必须修。
陈阳去找县长。县长姓周，四十多岁，方脸大耳，说话慢悠悠的，跟他的体型一样稳重。他听了陈阳的来意，端起茶杯喝了一口，不紧不慢地说：“陈会长，修路是好事，我支持。但是县里没钱。农业税就那么点，刚够发工资，哪有钱修路？你们县里拿不出钱来。”
陈阳又去找省里。省里倒是给了五十万专项资金，但有个条件——地方配套五十万。也就是说，省里出五十万，县里或合作社也要出五十万，凑够一百万才能修。省里的干部把文件递给陈阳，说这是规定，没有配套资金项目就批不了。
陈阳拿着文件回到合作社，把各屯子的头头叫来开会。张德茂蹲在墙根抽烟，李魁坐在门槛上擦刀，郑三炮靠在柱子上闭着眼，马老六蹲在椅子上，赵四爷坐在角落里搓五味子。杨文远把省里的文件念了一遍，念到“地方配套五十万”的时候，大家都沉默了。
张德茂把烟头掐灭在地上，第一个开口：“俺出五千。”李魁把刀收起来，接着说：“俺出五千。”郑三炮睁开那只独眼：“俺也出五千。”马老六从椅子上跳下来：“俺出五千。”赵四爷把手里的五味子放下：“俺出五千。”五个人加起来两万五，离五十万差得远。
陈阳没说话，站起来在屋子里走了几圈。他走到窗前推开窗，看着远处连绵的群山。山里人要修路，没钱也要修。
第二天，陈阳把修路的方案改了。向省里争取了五十万专项资金，地方配套五十万——县里拿不出钱，联合社自己解决。各屯子出工出劳抵配套资金，能省一分是一分。
陈阳把各屯子的头头叫来，重新分了任务。他说，省里给了五十万，剩下五十万咱们自己解决。没钱就出工出劳，挖路基、铺碎石、轧路面、修边沟、植树绿化，能干的一样不能少。
张德茂第一个表态：“俺清河屯出一百个劳力！”李魁说：“北山屯出八十个！”郑三炮说：“东山屯出六十个！”马老六说：“西山屯出七十个！”赵四爷说：“南山屯出五十个！”五个人加起来三百六十个劳力。
路是人走出来的，也是人修出来的。兴安岭不缺的是人，不缺的是力气，不缺的是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儿。
九月初，修路工程开工了。
从合作社到县城，五十里路，说长不长，说短不短。陈阳把修路的队伍分成五个标段，每个屯子负责一段，包干到人，责任到户。清河屯负责第一段，北山屯负责第二段，东山屯负责第三段，西山屯负责第四段，南山屯负责第五段。各屯子的头头当标段长，全面负责。
陈阳是总指挥。他戴着草帽，穿着胶鞋，每天在工地上走来走去，看看这里，指指那里，嗓子喊哑了，脸晒得漆黑。没有人叫他会长，都叫他“陈总”。他不习惯这个称呼，说他不是什么总，就是个修路的民工头。大家笑了，叫得更欢了。
张德茂带着清河屯的人干第一段。他光着膀子，肩扛镐头，走在最前面，像一头不知疲倦的牛。他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夜色还没褪尽就到了工地，天黑透了才回去。一百个劳力跟着他干，没有一个偷懒的。
李魁带着北山屯的人干第二段。他的左手使不上劲，只能用右手干活，但他干得不比别人慢。他用右手抡镐，用右脚踩锹，动作虽然别扭，但很有力。北山屯的人看着他那只残废的手，心里酸酸的，干得更卖力了。
郑三炮带着东山屯的人干第三段。他的独眼在阳光下眯成一条缝，看东西不太方便，但他干起活来比谁都仔细。他蹲在地上，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拣，大的扔出去，小的填坑，整整齐齐的，像在参园里整地。
马老六带着西山屯的人干第四段。他的腿不好，走路一瘸一拐的，但干起活来一点都不含糊。他赶着马车拉石子，一趟一趟地跑，马累得直喘气，他更累，汗水把衣服湿透了，贴在身上黏糊糊的。
赵四爷带着南山屯的人干第五段。他的背驼得厉害，弯着腰干活更吃力，但他一声不吭，默默地干。他带着儿子赵小四，父子俩配合默契，一个挖坑一个栽树，一个浇水一个培土，速度快得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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