狩猎文化节办完以后，赵卫东心里一直惦记着一件事——建个博物馆。
“会长，我这辈子攒了些老物件。”他蹲在合作社院子里的台阶上，抽着烟袋，眯着眼，“我爷爷用过的猎枪，我父亲穿过的皮袄，我自己使了四十多年的猎刀。还有鹿角、熊皮、狍子头骨、野猪獠牙。这些东西留在我手里，死了也就烧了。不如建个博物馆，留给后人看看。”
陈阳蹲在他旁边，也在抽烟。他早就想过这事，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开口，没想到赵卫东自己提出来了。
“赵叔，你说的这个博物馆，我早就想搞了。”陈阳把烟头掐灭在鞋底上，“合作社东边那三间砖房，一直空着，收拾出来当展厅。你把老物件拿来，我让人整理、写标签、布置展柜。”
“我不会写标签。”赵卫东有些不好意思。
“杨文远会。让他帮你写，每一样东西的来历、故事，你讲给他听，他记下来，写在标签上。游客来了自己看，就知道了。”
赵卫东点点头，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我回去收拾收拾。”
第二天，赵卫东背着一个大麻袋来了合作社。麻袋很沉，他背着有些吃力，走一步歇一步。陈阳赶紧跑过去接，麻袋一上手，少说也有四五十斤重。
“赵叔，这里面装的啥？”
“老物件。”赵卫东擦了擦汗，“还有些在家里，回头再拿。”
麻袋打开，陈阳一样一样地往外拿。一把老猎枪，枪管已经锈了，枪托也裂了，但还能看出当年的样子。枪托上刻着一个“赵”字，笔画很深，是用刀子一刀一刀刻出来的。
“这是我爷爷用的。”赵卫东拿起猎枪，摸着枪托上的“赵”字，“老毛瑟，德国造的。我爷爷年轻时候从县城的商行买的，花了两块大洋。跟了他一辈子，打过野猪、打过熊瞎子、打过狼。枪管都打废了，他还舍不得扔。”
一件旧皮袄，羊皮的，皮板已经发黄发硬，毛也掉了不少，补丁摞补丁，看不出原来的颜色。领口磨得油亮亮的，袖口破了几个洞。
“这是我父亲穿的。”赵卫东的声音有些低，“他穿了一辈子，我也穿了好几年。皮子上还有熊爪印。有一年在山里碰到熊瞎子，熊一巴掌拍过来，他往后一躲，熊爪划在皮袄上，撕了一道口子。要不是这道口子，他的肚子就被豁开了。”
一把猎刀，刀鞘是牛皮的，磨得光滑发亮，刀柄是鹿角磨的，握在手心里正好。刀刃上有缺口，不是卷刃，是砍骨头砍的。赵卫东把猎刀拔出来，刀刃在阳光下闪着冷冷的寒光。
“我跟了它四十多年了。”他看着那把刀，目光温柔得像在看自己的老伴，“杀过野猪，杀过狍子，杀过狼。刀口砍卷了，磨一磨还能用。刀把磨光了，换个新的接着使。这刀跟我走遍了兴安岭的山山水水，没掉过链子。”
陈阳接过猎刀，在手里掂了掂，沉甸甸的。他摸了摸刀刃，还有几分锋利，砍骨头应该没问题。
还有鹿角、熊皮、狍子头骨、野猪獠牙。鹿角很大，有八个叉，少说也是十年以上的老鹿。熊皮铺在地上，黑褐色的毛，又厚又密，摸上去像地毯。狍子头骨白森森的，眼眶空洞洞的，角不大。野猪獠牙弯弯的，像两把匕首，牙尖磨得锃亮。
赵卫东一样一样地介绍，如数家珍。这只鹿是他三十岁那年打的，那头熊是他四十岁那年打的，这只狍子是他打猎生涯里打到的最大的一只，那头野猪是他第一次用猎刀捅死的。每一样东西背后都有一段故事，有的惊险，有的平淡，有的让人笑，有的让人哭。
杨文远拿着本子坐在旁边，赵卫东说他记，记了满满好几页。
博物馆的展馆是用合作社东边的三间砖瓦房改建的。陈阳让人把墙刷白了，地抹平了，窗户换了新玻璃，门口挂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兴安岭猎人博物馆”几个字，是杨文远用毛笔写的，描了金粉，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展柜是陈阳从县城买回来的，玻璃的，带锁，里面衬了红绒布。展台上铺了红绸子，老物件放在上面，像陈列在宫殿里的珍宝。墙上挂着赵卫东年轻时的照片——他穿着皮袄，背着猎枪，牵着猎犬，站在老黑山的山顶上，风吹着他的头发和衣角，意气风发。
标签是杨文远写的，字迹工整，内容详细。每一样东西的来历、年代、用途、故事，都写得清清楚楚，像一篇篇微型的猎人传记。
开馆那天，陈阳搞了一个简单的剪彩仪式。赵卫东穿上了那件新皮袄——韩新月用新羊皮给他做的，比他那件旧的重多了，也暖和多了。他站在博物馆门口，腰杆挺得笔直，像个将军。阳光照在他身上，皮袄泛着光，衬得他整个人都年轻了十岁。
陈阳站在他旁边，手里拿着一把剪刀，对着那条红绸子剪了下去。“咔嚓”一声，红绸子断了，掌声响起来。
“兴安岭猎人博物馆正式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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