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的货款到账后，合作社的账面上第一次有了二十多万的余钱。陈阳没有急着分红，而是先做了一件事——修订狩猎规定。
“现在咱们不缺钱了，打猎就不是为了挣钱了。”陈阳在理事会上说，“以后打猎，主要目的是控制种群数量、保护生态平衡、传承猎人文化。商业性狩猎要逐步取消，代之以科学管理。”
这个提议引起了不小的争论。老一辈猎人手握了几十年的猎枪，突然告诉他们不能靠打猎挣钱了，心里难免不是滋味。
“陈会长，不打猎了，咱们这些老家伙干什么？”刘炮筒第一个站出来反对。
“刘叔，不是不让打，是不能乱打。”陈阳耐心解释，“您看，咱们现在有参园、养殖场、加工厂、旅游业，哪个不比打猎挣钱？您去参园当技术员，一个月工资一百五，年底还有分红。打猎呢？一年能打多少？能挣多少？”
刘炮筒不说话了。他心里有数，打猎一年也就挣个千儿八百的，还要搭上力气和风险。去参园干活，轻轻松松，一年能挣两千多。
“再说了，”陈阳继续说，“打猎这活儿，年轻人干还行，您这岁数了，摔着碰着怎么办？万一出点事，家里怎么办？”
一番话把老猎人们说得心服口服。
新规的核心内容是“三打三不打”——打公不打母，打老不打幼，打多不打少。具体来说，就是只猎捕公兽，不猎捕母兽和幼崽；只猎捕年老体弱的，不猎捕青壮年的；只猎捕种群数量过剩的，不猎捕种群数量不足的。
“怎么知道种群数量过不过剩？”有人问。
“请专家调查。”陈阳说，“省动物研究所的专家每年都来调查，哪些动物多了，哪些动物少了，他们说了算。”
这个规定很科学，大家都没意见。
新规还有一条——禁猎期。每年三月到六月，是动物的繁殖期，全面禁猎，不许任何人进山打猎。
“三月到六月，整整四个月，不打猎？”有人嘀咕。
“对。”陈阳说，“这四个月，动物要怀胎、产崽、哺乳，是它们最脆弱的时候。这时候打猎，一枪打死的不只是一只，可能是一窝。母的死了，小崽也活不成。”
“那咱们干什么？”
“种地、养参、养鹿、养蜂、搞旅游，活儿多着呢，还怕没事干？”
新规贴满了各屯子的公告栏，也通过广播反复宣传。一开始，有人不习惯，偷偷进山打猎。护林队抓了几个，陈阳也不重罚，就是让他们写检讨、在广播里念。
“我错了，我不该在禁猎期打猎。我保证以后再也不犯了……”
念检讨比罚款还丢人，慢慢地，再也没人敢违规了。
秋天，禁猎期结束，合作社组织了第一次“科学围猎”。
围猎的目标是野猪。野猪繁殖快，没有天敌，种群数量已经超过了山林的承载能力。省动物研究所的专家调查后建议，今年可以猎捕一百头野猪，以控制种群数量。
“一百头！”张二虎倒吸一口凉气，“这么多？”
“不多。”专家说，“野猪一年两胎，一胎七八只。一百头，用不了一年就补回来了。”
围猎持续了半个月，合作社的猎手们打到了九十多头野猪，距离目标还差几头。陈阳叫停了。
“够了。”他说，“一百头是上限，不是目标。打不到一百头，说明野猪没那么多了，就不用硬打。”
这次的猎物处理也跟往年不同。以前是分给乡亲们吃，现在是自己留一部分，大部分送到加工厂，做成野猪肉罐头、野猪肉香肠、野猪肉干。
“野猪肉罐头很受欢迎。”孙晓峰说，“省城的超市抢着要，一罐卖五块钱，成本才一块多。一头野猪能做一百罐罐头，卖五百块。比卖肉强多了。”
“这就是深加工的好处。”陈阳说，“以后咱们的猎物，都要加工后再卖，不能卖原料了。”
野猪肉加工成功了，其他猎物也一样。狍子肉做成狍子肉干，鹿肉做成鹿肉脯，山鸡肉做成山鸡罐头。每一种产品都成了紧俏货。
新规实行了一年，效果很明显。山里的动物数量稳定了，生态平衡了，合作社的收入也增加了。
“还是科学打猎好。”赵卫东感慨，“以前我们打猎，是今天有明天没的。现在打猎，是年年有，代代有。”
“这就是可持续发展。”陈阳说。
“啥叫可持续发展？”
“就是今天的日子过得好，明天的日子过得更好，子子孙孙的日子都过得好。”
赵卫东竖起大拇指:“这词儿好。”
猎场新规，不光规定了怎么打猎，更规定了怎么对待山林。打猎不是目的，保护才是目的。
年底，合作社召开第三次全体大会，陈阳在会上总结了猎场新规的实施情况。
“今年，咱们猎捕了九十多头野猪、三十多只狍子、十几头鹿、上百只野兔和山鸡。全部加工成产品，产值超过十万块。比去年翻了一番。”
台下响起掌声。
“更重要的是，山里的动物没少，反而多了。专家调查说，今年野猪、狍子、鹿的数量都比去年增加了。这就是科学打猎的好处——越打越多。”
“好！”有人叫好。
“明年，咱们要继续严格执行新规，不越红线一步。”陈阳说，“让兴安岭永远有打不完的猎物，让咱们的子子孙孙都能享受到这片山林的馈赠。”
“好！”台下齐声叫好。
窗外，雪花飞舞。屋内，人心火热。
猎场新规，是兴安岭猎人的一场革命。从掠夺到保护，从盲目到科学，这条路，他们走对了。
路还长，但陈阳会一直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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