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寒走进法庭的那一刻，所有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
阳光从高高的窗户斜射进来，在他深蓝色的制服肩章上跳跃。他抱着那个牛皮纸档案袋，步伐稳健，目光平视前方。从法庭入口到证人席，不过二十多步的距离，但他走得很慢——不是犹豫，而是庄重。每一声皮鞋落在大理石地面上的回响，都像在敲击着这个空间里每个人的心跳。
他站上证人席，面向审判席，举起右手：“我宣誓：以我的人格及良知担保，我将忠实履行法律规定的作证义务，保证如实陈述，毫无隐瞒。如违誓言，愿接受法律的制裁和道德的谴责。”
声音清晰，一字一顿。
“请坐。”审判长示意，“证人，请陈述你的姓名、职业以及与本案的关系。”
“林寒，龙城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赵立春、钱卫东、孙明德系列案件专案组副组长，负责案件具体调查工作。”林寒回答。
“公诉人可以开始询问。”
刘志刚站起身，走到证人席前，与林寒保持适当的距离。他们曾在无数个深夜讨论案情，此刻却要在这个庄严的场合，完成一场形式上的问答——为了把那些他们共同见证的黑暗，摊开在阳光下。
“林寒同志，”刘志刚的称呼很正式，“请向法庭说明，你是何时、以何种身份介入本案调查的？”
“去年8月17日，根据省纪委指示，成立赵立春、钱卫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专案组，我担任副组长，配合组长郑国锋同志开展工作。”
“在调查过程中，你是否接触过本案的关键证据——也就是刚才公诉人出示的、赵立春亲笔记录的账本？”
“是的。”林寒打开档案袋，取出账本的复印件，“去年12月3日，我们在赵立春早年居住的龙城老城区筒子楼宿舍内，发现了这本账本的原始件。当时它被藏在灯座后的电线洞里，用防水油布包裹。”
“发现过程是否合法合规？”
“完全合法。我们依法办理了搜查手续，全程有见证人在场，进行了同步录音录像。所有程序都记录在案卷中。”
刘志刚点点头，转向审判席：“审判长，鉴于该账本是本案核心证据，公诉人请求允许证人就账本的发现过程、鉴定情况做详细说明。”
“准许。”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林寒用平静而准确的语言，描述了那个冬日下午在老筒子楼里的发现。他描述了墙角的刻痕、松动的灯座、包裹严实的油布，以及翻开账本第一页时，看到那行“1987年3月12日”字迹时的心情。
“账本内容是否经过鉴定？”刘志刚问。
“是。我们第一时间委托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进行了笔迹鉴定、纸张鉴定、墨迹鉴定。鉴定结论显示：账本纸张生产于1980年代，墨迹年代跨度超过三十年，笔迹与赵立春在不同时期的工作笔记、批示等样本完全吻合。鉴定报告已附在案卷第七册。”
刘志刚转向被告席：“被告人赵立春，你对这份鉴定结论是否有异议？”
赵立春抬起头，嘴唇动了动，还没说话，他身旁的辩护律师站了起来。
“审判长，辩护人请求发言。”
说话的是一位头发花白、戴着金丝眼镜的老律师，约莫六十岁，名叫沈钧儒——这个名字在省内法律界颇有分量。他曾是省高院的法官，退休后做了执业律师，以精通程序、善于辩护着称。
“准许。”审判长说。
沈钧儒整理了一下律师袍，缓步走到法庭中央。他没有立刻质问林寒，而是先向审判席微微躬身，姿态恭敬但自信。
“审判长、审判员，首先我要说明，辩护人尊重法庭，尊重法律，也尊重公诉人和证人。”他的声音温和而富有磁性，“但正因为尊重法律，我们必须严格审查每一份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尤其是——当这份证据将决定一个人是否有罪、罪有多重的时候。”
他转向林寒，脸上带着职业性的微笑：“林副组长，刚才你描述账本发现过程时，提到‘依法办理了搜查手续’。请问，搜查令上记载的搜查地点是什么？”
林寒翻开手边的材料：“龙城市老城区建设路37号4单元401室，即赵立春早年居住的宿舍。”
“搜查令上是否明确记载了‘搜查灯座后方电线洞’这一具体位置？”
“没有。搜查令授权对‘该房屋及附属设施’进行搜查。”
沈钧儒的笑容加深了：“也就是说，搜查令并没有授权你们拆开灯座、检查电线洞。那么，你们擅自破坏房屋结构、检查非正常储物空间的行为，是否超出了搜查令的授权范围？这样的取证程序，是否合法？”
法庭里一阵轻微的骚动。
林寒神色不变：“辩护人，灯座是房屋的附属设施。我们发现灯座松动、有被拆卸痕迹，属于合理怀疑。检查过程全程录像，没有破坏房屋主体结构。我们认为这完全在搜查令的授权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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