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言把最后一捆棉布塞进闷罐车的角落，车壁上的铁锈蹭了他一手。车厢里堆满了各式各样的箱子，有装着红糖的木箱，有盛着盐巴的陶缸，还有捆得结结实实的粗布，都是他从四九城“清扫”时收来的物资。介绍信就揣在他贴身的口袋里，盖着汽修厂和地方供销社的红章，写明了“赴各地调配物资”，有这东西在，无论是火车站的检票员还是沿途的盘查人员，都只会客气地放行。
“同志，这趟车到保定府得半夜，您不眯会儿？”同车厢的货郎凑过来，递给他一块硬邦邦的窝头。货郎背着个鼓鼓囊囊的褡裢，里面装着针头线脑，见沈言带了这么多紧俏物资，眼里虽有好奇，却识趣地没多问。
“不了，看会儿货。”沈言摆摆手，从帆布包里摸出自己的干粮——是王老五媳妇给的玉米饼，还带着点甜味。他撕开饼子，目光落在那些物资上，神识无声铺开，清点着数量：棉布三十捆，红糖五十斤，盐巴一百斤，还有些零散的茶叶、火柴，足够一个中等村子用上半年。
这些东西，在空间里堆得像座小山。他一个人练武消耗再大，也吃不完那么多粮食，用不了那么多布匹，与其让它们在空间里蒙尘，不如送到真正需要的地方去。就像老张头说的：“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放着烂掉，不如让它救几条命。”
火车“哐当哐当”地往前跑，窗外的风景从城市的烟囱变成了乡下的田埂。沈言想起刚到四九城时，第一次在黑市见到有人用半块窝头换一个姑娘的银镯子，那姑娘哭得满脸是泪，银镯子是她娘的陪嫁。从那时起，他就觉得，这些能让人活下去的物资，不该只躺在少数人的仓库里。
车到保定府时，天刚擦黑。沈言雇了辆板车，把物资卸下来，直奔城郊的李家庄。上次来换土鸡时，他记得村里有个孤儿院，十几个孩子挤在破庙里，冬天连件像样的棉衣都没有。
“沈同志？你咋来了？”村口纳鞋底的老太太认出了他，手里的针线差点扎到手指头。
“给孩子们送点东西。”沈言指了指板车上的物资，“麻烦您老人家带路。”
老太太眼睛一亮，扔下针线就往村里跑：“快！快去叫院长！城里的好心人给孩子们送东西来了！”
孤儿院的破庙在村子最东头，院墙是用泥巴糊的，早就斑驳不堪。十几个孩子正围着一个穿灰布褂子的中年妇女，听她教认字，见沈言拉着板车进来，都好奇地围了过来，小脸上沾着泥巴，眼睛却亮得像星星。
“沈同志？”院长是个剪着短发的妇女，叫赵静，以前是女学生，战乱时留在村里办了孤儿院，双手因为常年洗衣做饭，布满了裂口，“您这是……”
“给孩子们带点过冬的东西。”沈言指挥着板车师傅卸物资，“布能做棉衣，红糖和盐给孩子们补补身子。”
赵静看着那些棉布和红糖，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去年冬天，三个孩子因为冻饿发烧，没能挺过去，她抱着冰冷的孩子，在破庙里跪了整整一夜。现在有了这些东西，孩子们至少能暖暖和和过冬了。
“谢谢……谢谢您……”赵静哽咽着说不出话，转身对孩子们喊，“快给沈叔叔磕头！”
“别！”沈言连忙拦住，“孩子们好好活着，比啥都强。”
他蹲下身，从包里摸出几块红糖，分给最小的几个孩子：“拿着，冲水喝。”
孩子们怯生生地接过，小手攥得紧紧的，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偷偷舔了一口，然后咯咯地笑了起来，笑声像银铃一样，在破庙里荡开。
沈言看着孩子们的笑脸，心里忽然暖暖的。他想起空间里那些冰冷的金条和古董，它们或许价值连城，却换不来这样的笑声。这些棉布、红糖，看似普通，却能实实在在地温暖这些孩子的冬天，这种感觉，比收走那些不义之财更让他心安。
从李家庄出来，沈言又去了附近的几个村子。在王家屯，他把半车物资交给王老五，让他分给村里的孤寡老人；在张村，他给村小学送了几捆布，让老师们给孩子们做校服；在刘庄，他留下了些盐巴和红糖，托村长转交给刚从灾区迁来的几户人家。
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不多说，放下物资就走。有人问他名字，他只说是“城里来的采购员”；有人想给他磕头，他都笑着拦住。他不想留下名字，这些物资本就来路“特殊”，太过张扬，反而会惹来麻烦。
半个月后，沈言坐着火车回四九城。板车空了，帆布包瘪了，空间里堆积如山的物资也少了大半，心里却前所未有的踏实。沿途的村子里，已经能看到新变化：李家庄孤儿院的孩子们穿上了新棉衣，在晒谷场上追逐打闹；王家屯的孤寡老人家里，灶台上飘着红糖粥的甜香；张村小学的孩子们穿着蓝布校服，朗朗的读书声能传到村口。
这些变化，像投入湖面的石子，虽然细微，却漾开了一圈圈温暖的涟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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