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各地民众请愿队伍高举标语，聚集于各省督军府大门前，群情激昂地呼吁地方当局加入“御外”阵营的浪潮方兴未艾之际。
仿佛是对这股汹涌民意最直接的回应。
又有数个省份接连打破沉默，正式公开表态，愿意追随广东、四川、湖南的脚步，加入到东北军领导的“抵御外侮”阵营之中！
这批新近表态的省份里，打头阵的是东南沿海的浙江。
此时的浙江督军朱瑞，其处境之与危险，比正被护国军兵锋直指的四川陈宦、湖南汤芗铭还要糟糕。
朱瑞是袁世凯称帝闹剧的“坚定拥护者”。
这一政治标签在“护国”大潮席卷全国，帝制已成过街老鼠的背景下，成了他最大的负资产和催命符。
正因如此，当护国军在西南高歌猛进时。
浙江内部，无论是盘根错节的地方士绅势力、新兴的商界团体，还是他麾下那些原本被视为“嫡系”的北洋部队。
几乎全都或明或暗地站到了他的对立面，强烈反对他的统治。
朱瑞此刻，几乎快沦为真正的“光杆督军”，政令难出杭州城，军令无法调动部队，对地方的控制力已然瓦解。
他之所以迟迟未能像其他督军那样发表“投诚”通电，并非不想，而是不能。
他此前一直深陷于与省内各方反对势力的艰难周旋与激烈内斗之中，自顾不暇。
根本找不到一个安全、有效的渠道和时机去通电全国、表明立场。
他自身的存在都已岌岌可危。
此番，正是借着民众请愿浪潮涌起，外部关注聚焦的“东风”。
他才终于抓住了一个稍纵即逝的机会窗口，利用尚存的官方名义和通讯渠道，抢先一步发表了“加入东北军御外阵营”的宣言。
这既是对汹涌民意的“顺应”，更是他试图在彻底被推翻前，为自己、也为残存的权力寻找一条出路的绝望挣扎。
若非此次请愿风潮，恐怕再过不久，代表浙江在政治舞台上发声的，就绝不会再是他朱瑞了。
紧随浙江之后表态的是福建。
福建督军李厚基面临的困境，与广东的龙济光有相似之处，却又更为严峻。
福建省内，“叛军”势力盘根错节，山头林立，且其总体力量对比，比之广东的反对派更为庞大、更具组织性。
李厚基虽然不像陈宦、汤芗铭那样，直接承受着护国军主力兵团的正面压力。
但福建省内那些明确表态支持护国军、反对他统治的势力。
已经膨胀到了足以与他所掌握的北洋驻军分庭抗礼，甚至在局部地区占据优势的地步。
更为致命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全国“倒袁”、“护国”声势的高涨。
福建内部这些反对力量，还在持续不断地获得道义声援、人员补充，乃至可能的外部暗中支持，势力仍在稳步壮大。
李厚基清醒地意识到，若再无外力介入或局势发生根本性改变。
照此趋势发展下去，这些反对势力最终必将彻底推翻他的统治，将他扫入历史的垃圾堆！
在反复权衡、犹豫再三之后，面对省内日益恶化的局势和外部双重压力。
李厚基不得不做出与陈宦、汤芗铭等人相似的“机智”选择。
他也选择了打出“投诚”东北军这张牌。
这既是为了给自己披上一层“御外”的护身符，试图以此在道义上压制省内反对派。
也是为了向东北军这个强大的潜在新主提前示好，为自己寻求一条可能的退路或在新格局中的存身之处。
尽管福建与沈阳同样远隔数千里，但这份“投诚”宣言。
对于稳住李厚基本已摇摇欲坠的统治，暂时延缓内部崩盘的速度，或许能起到一线微弱的作用。
继浙江、福建之后，第三个公开表态愿意加入东北军“御外”阵营的省份，是地处西北内陆的甘肃。
甘肃督军张广建，其处境与绥远都统潘钜楹颇为相似。
都是当年袁世凯为了加强中央对边远省份的控制，从中枢直接“空降”到地方任职的官员。
他在当地的根基十分浅薄，主要依靠带来的少量北洋嫡系部队，和中央的权威维持统治。
张广建内心早就有“投诚”东北军的念头，之所以迟迟未曾表态，实有难言之隐。
甘肃首府皋兰（兰州）与沈阳之间，隔着茫茫黄土高原与中原大地，直线距离便有数千里之遥，交通极其不便。
即便他此刻高调宣布“投诚”，东北军方面许诺的“援助”，也绝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甘肃。
而在援军抵达之前的这段“空窗期”，那些在甘肃本地盘根错节，一直与他这个“空降督军”不对付的本地军阀、豪强、士绅势力。
必定会趁机“作妖”，极有可能发动叛乱或进行各种形式的抵制与破坏，试图将他这个“外来者”赶下台，夺取地方控制权。
张广建正是担心这种“远水难救近火”，表态反而可能加速自身崩溃的局面，才一直犹豫不决，不敢轻易迈出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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