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顾虑,对于即将率军踏入广东地界的李烈钧将军而言,感受尤为直接和激烈!
因为他面对的广东,正直接暴露在港岛协约国联军的兵锋威胁之下。
而他的对手龙济光,又是个出了名的狡诈之徒。
李烈钧极度担心,一旦他下令对广东军队发起全面进攻。
龙济光极有可能立刻命令其部队,哪怕是象征性地朝着港岛方向,或任何有协约国舰只活动的区域。
开上“一枪”、射出“一枚步枪子弹”,然后大肆宣扬!
届时,李烈钧及其麾下护国军,就会被龙济光巧妙构陷,在舆论上“被”坐实“联合外国列强,攻击正在抵御外侮的同胞军队”的可怕罪名!
这个罪名一旦扣上,护国军“爱国”、“护国”的政治合法性将受到毁灭性打击,其内部凝聚力也可能瞬间瓦解!
李烈钧绝不愿冒这个险,让自己的军队陷入如此被动且不义的境地。
在湖南前线,原本已经摩拳擦掌,准备下令麾下云南嫡系部队,继续向当面之敌发动猛攻的程潜将军,也突然接到了来自昆明大本营的紧急指令。
唐继尧命令他:暂停进攻!
原因是蔡锷与李烈钧两位前线主将的意见,已经摆上了台面。
且得到了护国军内部相当一部分,更易受朴素爱国情绪影响的中下层官兵的潜在支持。
唐继尧固然可以坚持己见,但他不得不正视一个更严重的潜在危机:
护国军高层内部,已经因为如何对待这三省“投诚”事件,出现了深刻的“理念分歧”。
以唐继尧为代表的一方,更侧重现实的军事利益与对“投机者”的警惕。
以蔡锷、李烈钧为代表的另一方,则更强调护国运动的道义纯洁性与政治旗帜的稳固。
这种分歧,如果处理不当,任其扩大和公开化,极有可能导致护国军像北洋集团那样,陷入理念之争与派系分裂的泥潭。
这是唐继尧绝对无法承受的后果。
他辛辛苦苦整合南方力量、发起护国战争的一切努力,都可能因为内部分裂而功亏一篑!
因此,尽管内心并不完全认同,但出于维护护国军整体团结,避免授人以柄,防止道义高地上失分的多重考虑。
唐继尧不得不暂时压下立即军事解决的冲动,叫停了程潜在湖南的攻势。
并开始紧急与蔡锷、李烈钧等人进行更深入的沟通与协调。
寻求一个既能维护护国军根本利益,又不至于在道义和政治上陷入被动的两全之策。
护国军的铁拳,被这突如其来的以“御外”为名的“护身符”,暂时悬在了半空!
……
就这样,在广东、四川、湖南三个主要的进攻方向上,护国军那原本锐不可当的兵锋,竟在同一时间不约而同地陷入了停滞与观望。
龙济光、陈宦、汤芗铭三人,这看似荒谬、实则精心算计的“扯虎皮”策略,居然奇迹般地得逞了!
他们用一纸通电,为自己披上了“御外”的外衣,便暂时化解了迫在眉睫的军事危机,赢得了宝贵的喘息之机。
其实,若是仔细剖析护国军这一松散联盟的内在结构,这样的结果出现,几乎是一种必然。
护国军并非一个有着铁血纪律,和绝对核心的严密军事政治集团。
它更像是一面旗帜,将南方各省、各派系中反对袁世凯帝制、主张共和的力量临时聚合在了一起。
大家因“护国”(反对帝制、扞卫共和)这面具有感召力的大旗而走到一起。
也同样会因为任何可能玷污或背离这面旗帜声誉的行为,而心生芥蒂,甚至分道扬镳!
这面旗帜的纯洁性与正义性,是维系这个联盟脆弱团结的生命线。
唐继尧害怕这面旗帜倒下,因为那是他号令南方、凝聚人心的根本。
蔡锷将军、李烈钧将军同样害怕,因为他们深知麾下许多将士是为“护国”的理想而战。
一旦联盟在道义上失分,军心士气将遭受沉重打击。
这份共同的“害怕”,在面对龙济光等人巧妙利用“御外”名分设下的道德陷阱时,便成了束缚他们军事手脚的无形枷锁。
更深层次的忧虑在于未来的强敌。
若是没有东北军这头突然崛起、展现出“无敌”之姿的猛虎雄踞关外。
护国军或许还可以从容地,与内部已然呈现分裂之势的北洋集团周旋、抗衡,逐步扩大势力。
然而,东北军的横空出世及其展现出的恐怖实力,使得护国军未来的潜在对手,隐隐从衰落的北洋转向了更加强大的东北军。
在这种情况下,“护国”这面旗帜所代表的道义正当性与内部凝聚力,就显得更加至关重要。
如果没有这面旗帜的凝聚,护国军内部本就复杂的派系很可能迅速离心离德,根本无力形成一个能与东北军相抗衡的统一力量。
而反观北洋方面,如今正上演着各派系争先恐后向东北军“投诚”的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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