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影子”的鲜血，并未随着时间流逝而淡去，反而在明渊心底沉淀、凝固，化作一种更加冰冷、更加坚硬的物质。它提醒着潜伏的残酷，也催生着更具破坏力的反击。当刀锋染血，便需以更凌厉的攻势回应，而这一次，明渊选择的武器，是金钱。
“藤原顾问，这是本月‘军票’与‘中储券’的发行及流通情况报告。”伪政府财政部的一名官员，恭敬地将一份文件放在明渊宽大的办公桌上，脸上带着谄媚的笑容。
明渊微微颔首，目光落在文件上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上。日军为支撑其庞大的战争开销，在占领区强制推行“军用手票”（军票）以及由其扶植的汪伪政权发行的“中央储备银行券”（中储券），试图以此掠夺物资，控制经济命脉。然而，这两种货币信用低下，币值不稳，在民间阻力巨大，其流通和兑换一直是日伪当局头疼的问题。
系统的感知无声地分析着这些数据背后隐藏的脆弱点——印刷防伪技术的粗糙、发行量的失控、民众的抵制情绪、以及因战争导致的物资短缺引发的天然通胀压力。这是一个看似坚固，实则内部布满裂痕的金融堡垒。
一个大胆而危险的计划，在明渊脑海中逐渐成型。
既然敌人试图用金融武器掠夺，那么，何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敌人自己的“武器”，去攻击他们自己。
“伪钞反击战”——向市场投放大量精心仿制、难以辨别的假“军票”和假“中储券”，加速其信用崩溃，引发市场混乱和通货膨胀，从而扰乱日伪的后勤补给和物资调配体系，为我方在暗处的物资收购和转移创造空间。
这并非一时冲动。早在获得“经济顾问”这个身份之初，他就在暗中物色和布局。通过“昭和通商”的隐秘渠道，他早已联系上了一位流亡在上海的、原国民政府中央造币厂的顶尖雕版师傅，以及几个掌握着特殊纸张和油墨来源的地下商人。一个极其隐秘的伪钞印制作坊，在公共租界一个不起眼的地下室里，悄无声息地运转了起来。
如今，“影子”的牺牲，如同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他心中仅存的犹豫。是时候，让这把经济的利刃出鞘了。
二
“诚哥，这是第一批‘货’。”一个穿着工装、眼神精明的男人，将一个小巧但沉甸甸的皮箱推给明诚。地点是外滩一个嘈杂的码头仓库背后。
明诚面无表情地接过皮箱，打开一条缝隙。里面整整齐齐码放着一沓沓崭新的“中储券”，面额从一元到百元不等。纸张的质感、颜色的饱和度、甚至上面细微的印花纹理，都与真钞几乎别无二致。只有用高倍放大镜仔细观察某些特定部位的暗记，才能发现极其微小的差异——这是明渊特意留下的、只有他自己人知道的“破绽”，以防未来需要区分。
“成色如何？”明诚低声问。
“老师傅说了，九成八以上。除非是造币厂顶级的专家拿着真钞逐张比对，否则流到市面上，绝对看不出来。”男人语气带着一丝自豪，但更多的是紧张。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要是被抓住，绝对是掉脑袋的罪。
明诚合上皮箱，将另一个装满银元的布袋递过去：“这是这次的工钱和材料费。告诉老师傅，加快进度，下一批需要‘军票’的模板，面额要大。”
男人接过银元，掂量了一下，重重点头：“明白！”
接下来的几天，这些精心仿制的伪钞，如同无声的瘟疫，开始通过各种隐秘的渠道，流入上海乃至周边地区的市场。
明渊并没有简单地大规模抛售，那样目标太大，容易引起警觉。他采用了更加精细化的操作：
一部分伪钞，通过“昭和通商”控制的运输队，在向日军运送物资的途中，“支付”给沿途征用的民夫、或者“购买”一些非战略性的当地特产。这些伪钞混在真钞里，迅速流入底层市场。
一部分，通过黑市商人，用于购买粮食、布匹、药品等日伪也急需的物资。这些物资，一部分被“昭和通商”明面上供应给日军，另一部分，则通过夹带，流向了苏北等抗日根据地。
还有一部分，则用于“支付”给那些为“无常”小组提供庇护、情报的线人，或者用来收买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伪政府底层官员。
每一张伪钞的流出，都经过精心计算，分散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人群之中。它们像无数细小的溪流，悄无声息地汇入货币流通的大河，短期内难以察觉，但其累积效应，却在暗中不断侵蚀着河堤。
三
效果，比明渊预想的还要快。
首先是市场开始出现一些微妙的波动。一些敏感的商人发现，市面上流通的“中储券”似乎变多了，但购买力却在悄然下降。同样数量的货币，能买到的东西越来越少。恐慌情绪开始像水渍一样，在民间慢慢渗透。
紧接着，日军后勤部门也感到了压力。他们发现，用“军票”在占领区采购某些非管制物资时，遇到的阻力比以前更大了。老百姓更倾向于以物易物，或者只接受银元、法币（尽管也被打压），对日伪发行的纸币充满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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