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城市公安局滞留室的白炽灯亮得刺眼，墙壁刷成惨淡的米黄色，角落里有一张铁架床，床上铺着灰色的薄被。
李薇薇坐在床沿，双手抱着膝盖，旗袍的下摆已经皱了，头发也有些凌乱。但她没心思整理，只是盯着对面墙壁上的一道裂缝，眼神空洞。
那道裂缝很细，从天花板斜着延伸到墙脚，像一道黑色的闪电，把墙壁劈成两半。
就像她的人生。
四个小时前，赵东风走了，留下那三张纸。她对着那三张纸看了四个小时，看到每一个字都像烙铁一样烫在眼睛里，看到那些数字——300万，50万，800万——在眼前跳舞，跳成一张巨大的网，把她死死缠住。
她知道完了。
赵东风能拿出这三张，就能拿出三百张，三千张。银行流水是最硬的证据，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一分一厘都清清楚楚，做不了假，赖不掉账。
她想起2003年春天，第一次操作大额资金转移的时候。那时太平角地块刚到手，转手赚了五个多亿。邹同河的秘书专门从北京飞来岛城，在一家茶楼里和她见了两个小时。
“李总，钱不能留在境内。”秘书姓张，四十多岁，戴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要出去，要洗干净，要变成合法收入。”
“怎么洗？”她当时还不太懂。
“分几步走。”张秘书在纸上画图，“第一，在境内设几层壳公司，钱在壳公司之间转，每转一次就模糊一次。第二，通过虚假贸易，把资金转移到香港、新加坡这些地方。第三，在开曼、维尔京这些离岸中心设公司，接收资金。第四，用离岸公司的名义回来投资，钱就洗白了。”
她听得心惊肉跳：“这……安全吗？”
“安全。”张秘书微笑，“全国这么操作的企业成千上万，只要不撞到枪口上，没人查。而且你有朱书记、邹总这层关系，更没人敢查。”
于是她照做了。
第一步，在岛城注册了明珠投资、金海岸文化、海天贸易这几家公司。法人代表用的都是远房亲戚的名字——表哥张国华，堂妹李秀珍，舅舅张大山。这些人老实巴交，在老家种地或打工，给点钱就愿意当法人，根本不知道公司是干什么的。
第二步，通过虚假贸易合同，把资金转到香港。她注册了一家“香港华艺国际贸易公司”，自己控制，但法人用的是另一个远房亲戚——姨妈的儿子，在深圳打工的刘志强。东港置业和华诚石化的钱，以“设备采购”、“技术引进”等名义转到香港，再通过地下钱庄分流到新加坡、马来西亚。
第三步，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阳光投资有限公司”，在开曼群岛注册“海洋控股有限公司”。这些离岸公司的股东是另一串名字，都是她花几千块钱买的身份证——河南的农民，四川的打工妹，东北的下岗工人。这些人一辈子没出过国，更不知道自己在海外有公司。
第四步，用离岸公司的名义回国内投资。2004年，她用“阳光投资”的名义，在岛城开发区投资了一个物流园，总投资三千万。钱从开曼转到香港，从香港转到深圳，从深圳转到岛城，转了七八道，每一道都交税，每一道都有合同，看起来完全合法。
完美。
当时她觉得这个系统完美无缺。境内壳公司负责接收“脏钱”，境外公司负责“洗钱”，洗白了再回来投资，钱生钱，利滚利。而她躲在最深处，通过一堆远房亲戚当“白手套”，自己干干净净。
可现在，这个完美的系统，在赵东风的三张纸面前，脆弱得像张窗户纸。
因为再完美的系统，都有一个致命弱点：人。
那些远房亲戚，那些“白手套”，平时拿钱的时候笑嘻嘻，一出事，能扛得住吗？
李薇薇想起表哥张国华。2003年让他当明珠投资的法人，一次性给了二十万。他当时跪在地上给她磕头，说一辈子报答不完。可去年他儿子结婚，想在岛城买房，又来找她要五十万，她没给。后来听说他在老家骂她，说有钱了就忘了穷亲戚。
这种人，进了公安局，能扛多久？
还有刘志强。那个在深圳打工的表弟，让他当香港公司的法人，每年给十万。去年他想自己开个小店，找她借三十万，她只给了五万。后来就再没联系过。
这些人，平时靠着她的施舍过日子，可一旦出事，第一个卖她的，可能就是他们。
因为他们是“白手套”，是最脆弱的一环。警察一问，合同上签的是谁的名字？银行卡在谁手里？他们一慌，什么都说了。
李薇薇感到一阵彻骨的寒意。她抱住自己的肩膀，才发现手是冰的，脚也是冰的。滞留室里没有暖气，十月底的岛城，夜里已经冷得像冬天。
门突然开了。
一个女警察端着一碗面进来，放在小桌上：“李总，吃点儿吧。香菇鸡丝面，还热着。”
面很香，热气腾腾。但李薇薇没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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