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的流逝，反应过来的老钱们开始逐渐变得警惕——他们发现徐渊和他控制的力量，其实是代表了新的打破规则的“危险挑战者”。
最先感受到威胁的，是怡和的贸易部门。华渊集团的商船频繁往返于香港与南洋之间，将橡胶、锡矿等原料直接运抵九龙的仓储区，再将纺织厂生产的布匹、食品厂加工的罐头销往东南亚——这完全绕开了怡和垄断多年的南洋贸易渠道。更让怡和震怒的是，徐渊给出的原料采购价比怡和低一成，销售价又比怡和便宜两成，不少原本依附于怡和的南洋商户，纷纷转投华渊集团的怀抱。
“他的供销网络是独立的！”约翰·凯瑟克在怡和的董事会上拍了桌子，脸色铁青。手下递上的报表显示，仅仅三个月，怡和的南洋贸易额就下滑了15%，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正是此前被他们嗤之以鼻的徐渊。
紧接着，太古在纺织领域也遭遇了冲击。华渊纺织厂引入的是最新式的纺纱机床，生产效率比太古旗下的老厂房高出三成，而且产品质量更优、价格更低。香港本地的零售商纷纷放弃太古的布匹，转而采购华渊的产品，甚至连部分东南亚的订单，也被华渊抢走。詹姆斯·斯莱特紧急下令更新设备、降价促销，却发现华渊集团的成本控制能力远超预期——徐渊通过南洋渠道拿到的原料价格更低，又通过规模化生产摊薄了成本，太古的降价策略不仅没能挤垮华渊，反而让自己陷入了亏损。
更让英资财团坐立不安的，是徐渊的“全产业链野心”。他并未止步于纺织、食品、医药这些民生领域，而是开始涉足地产、航运、金融等核心板块：在中环拿下两块优质地块，计划兴建写字楼和酒店，直接对标怡和、太古的物业；成立华渊航运公司，订购了三艘货轮，正式进军航运业；与香港本地几家新兴华商银行合作，推出针对中小企业的信贷业务，隐隐有挑战汇丰金融垄断的意味。
更致命的是，徐渊根本不打算遵循它们制定的“游戏规则”。他没有像其他华人商人那样试图依附英资，反而主动串联新兴华商，联合那些长期被英资排挤的中小企业主，形成了一股新的商业力量。有传闻说，他还在暗中接触部分对英资垄断不满的港府低级官员，试图撬动现有的权力格局。
“他想打破我们建立的秩序！”在一次秘密召开的英资财团闭门会议上，汇丰银行的董事长安德鲁·邓肯沉声道。此时的包厢里，早已没了往日的轻松惬意，每个人的脸上都布满凝重。它们终于意识到，徐渊不是什么“战时暴发户”，而是一个有资本、有技术、有渠道、有野心的“危险挑战者”——他的目标，是从它们手中夺走香港经济的话语权。
警惕迅速转化为行动。英资财团开始联手打压华渊集团：在原料采购上，它们联合南洋的英资商户，切断了徐渊部分原料供应；在航运领域，怡和、太古默契地压低运费，试图挤垮华渊航运；在港府层面，它们通过影响力游说，让华渊集团的写字楼项目审批陷入停滞，还以“规范市场”为由，要求华渊银行增加准备金，限制其信贷规模。
约翰·凯瑟克甚至放话：“要么让他乖乖退出核心领域，要么就让他在香港待不下去。”它们要用绝对的实力，让这条“过江猛龙”知道，谁才是香港真正的主人。
但徐渊的应对同样强硬：他从缅北调来了更精良的安保力量，确保南洋运输线路的安全；联合南洋的华人商户，建立了新的原料供应体系；通过重庆的关系，争取到了部分内地的订单，弥补了航运业务的亏损。
香港的经济版图上，傲慢的“守成者”与强悍的“挑战者”之间，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已然打响。而这场博弈，不仅关乎两大势力的兴衰，更将深刻影响香港未来的发展走向。
徐渊将香港的半山别墅作为新的大本营，冷静地审视着这一切。他深知，在这片看似秩序重建、实则规则未明的新猎场，他面临的挑战丝毫不亚于内地。港英政府的猜忌、本地帮会的觊觎、英资财团的排挤，都是他必须应对的局面。
然而，他亦有自己的底气：雄厚的资本、领先的技术、隐秘的武装力量、南洋的退路与支援，以及他自身超凡的个人实力。他无意单纯地挑战旧秩序，而是要利用这混乱的窗口期，快速构建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新秩序。
香江之水，因他这条“猛龙”的闯入而波澜再起。徐渊的香港故事，注定是一场与各方势力交织着合作、博弈与征服的大戏。
英资财团的联合打压从未手软，而徐渊的反击同样精准狠辣。这场围绕香港经济命脉的博弈，在码头、写字楼、银行柜台、港府会议室等多个战场同时打响，每一次交锋都暗藏刀光剑影。
怡和与太古在香港航运业深耕百年，掌控着近七成的远洋航线，尤其垄断了香港至南洋、欧洲的核心货运通道。华渊航运成立之初，没有调遣和岳父陈济晟合作的远洋船队，订购的三艘货轮刚抵达维多利亚港，便遭遇了致命狙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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