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月7日午后，南京复兴社总部的保密室里，空气凝滞得几乎能拧出水来。
陈默站在戴笠面前，手里捏着一份刚被退回的《东北军动向分析报告》，封面上用红笔圈出的“中共代表团对东北军影响力评估”一栏，刺眼得让他心跳骤然加快——这是戴笠第三次单独召见他，每一次都比前一次更逼近那个他竭力隐瞒的核心：与中共的接触。
“你这份评估，太浅了。”
戴笠坐在沙发上，指尖夹着一支未点燃的香烟，目光像探照灯一样扫过陈默的脸，“中共代表团在西安待了十几天，周恩来与张学良见了不下五次，你只写‘影响力扩大’，具体怎么扩大的？他们谈了些什么？中共给了张学良哪些承诺？这些你都没写，是不知道，还是不想写？”
陈默垂在身侧的手悄然握紧，指甲深深嵌进掌心，脸上却维持着平静：“回戴老板，卑职确实只掌握了表面信息。中共与张学良的会谈都是秘密进行的，参会人员只有他们的核心亲信，卑职的潜伏人员和接触的东北军高层，都无法进入会场。这份评估，是卑职根据东北军后续动向推测的，比如他们撤销‘剿共’司令部、释放红军俘虏，这些确实能看出中共的影响力，但具体细节，卑职实在无法获取。”
他刻意强调“无法获取”，既符合情报工作的局限性，又能避开“是否接触中共”的核心疑问。
可戴笠显然不打算就此放过，他将香烟按在烟灰缸里，突然抛出一句：“12月17日晚上8点，你在西安饭店西侧的‘老茶馆’待了20分钟，同桌的那个穿灰色长衫的年轻人，是谁？”
陈默的心脏猛地一沉——戴笠竟然查到了茶馆的行踪！他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大脑飞速运转，回忆着那天的细节：茶馆里人多眼杂，他与中共代表团秘书的交谈都用暗号，且全程不超过10分钟，离开时也确认没有尾巴，戴笠能查到行踪，却查不清交谈内容，说明监控他的人只敢远距离跟踪，不敢靠近。
“老师说的是那个卖茶叶的吧？”
陈默故意露出恍然大悟的神色，语气自然，“卑职那天去茶馆，是想找个本地人问问西安的情况，刚好碰到他在推销茶叶，就坐下来聊了几句，买了半斤碧螺春。后来觉得他说话口音不像西安本地人，倒像南方人，怕他是日特探子，没敢多聊，就走了。”
他一边说，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纸包，里面装着少量碧螺春茶叶——这是他早有准备的“证据”，从南京街头的茶叶店买的，特意选了与西安茶馆相似的品种，“老师您看，就是这种茶叶，味道一般，还比南京贵不少。当时觉得上当了，后来想想，能从他嘴里套出几句西安的风土人情，也不算亏。”
戴笠接过纸包，打开看了看，又凑近闻了闻，眉头微蹙，却没再说什么。
陈默心里清楚，这个解释虽然不算完美，但也没有明显破绽——在西安那种混乱局势下，情报人员通过茶馆、集市等场所打探消息，本就是常规操作，只要没被抓到与中共人员直接接触的证据，戴笠就无法定罪。
“以后少去那种鱼龙混杂的地方。”
戴笠将纸包丢回给陈默，语气严厉了几分，“你的身份特殊，一举一动都可能被人盯上，万一被日特或中共探子缠上，不仅会暴露自己，还会影响总部的情报工作。西安的事已经过去了，但核查不会停，行动处的人会去西安复核你说的每一个细节，包括那个卖茶叶的年轻人，还有你接触过的东北军将领，都会逐一问话。”
陈默心里一凛——戴笠这是要动真格的！
行动处亲自去西安复核，意味着他在西安的每一个谎言，都可能被戳穿。
他躬身应道：“是，老师。学生记住了！以后一定注意，绝不擅自去陌生场所，所有行动都提前向您报备。老师您放心，学生在西安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都经得起核查，绝没有半点对不起复兴社、对不起您的地方。”
这番表忠心的话，终于让戴笠的脸色缓和了些许。
他挥了挥手：“行了，下去吧。情报分析处那边，刘静庵对你的评价还不错，说你日文电报翻译得快，分析也到位。好好干，别让我失望。”
陈默躬身退下，走出保密室时，后背的冷汗已经浸透了衬衫。
他沿着走廊快步走向情报分析处，脑子里反复推演着行动科可能查到的漏洞：孙铭九会不会记得他“打探中共代表团消息”的说法？赵镇藩会不会泄露他获取东北军谈判底线的事？那个被他虚构的“卖茶叶的年轻人”，会不会因查无此人而露馅？
越想越心惊，他快步回到办公桌前，假装整理文件，实则在纸上快速记录下需要“统一口径”的要点：
1.与孙铭九：只提“打探蒋介石安全”“传递南京主战派消息”，绝口不提“中共代表团”；
2.与赵镇藩：强调“获取东北军将领立场”“推动和平谈判”，隐瞒“传递谈判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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