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春刚过，上海的风还带着寒意，却少了冬日的凛冽。弄堂里的青砖地渐渐干爽，墙角的青苔褪去了湿滑，张阿婆正踮着脚，把晾干的腊肉从竹竿上取下来，用麻绳捆成一小束，挂在厨房的房梁上。腊肉色泽红亮，是腊月里用合作社分的五花肉腌的，油脂顺着肉皮往下滴，在地上积成小小的油点。
“阿婆，小心点，别摔着！”林淑娴抱着安安走出来，孩子穿着件红色的小棉袄，是春节前新做的，手里攥着个布老虎玩偶，是陈向阳的养父送的。安安已经能扶着墙走路了，嘴里含糊地喊着“阿婆”，小碎步踉跄着往张阿婆身边凑。
张阿婆赶紧下来，扶住安安：“慢着点，这孩子越来越皮了。”她从口袋里掏出颗水果糖，剥了皮塞进安安嘴里，“还有十天就是元宵节了，俺得把腊肉收拾好，留着包元宵。”
李振邦推着自行车出门时，车把上挂着个布包，里面是给马陆乡合作社带的种子样本。“阿婆，淑娴，早。”他停下车，摸了摸安安的头，“今天去合作社，帮他们看看新到的小麦种子，王社长说有几袋种子发芽率不高，心里不踏实。”
1955年早春，马陆乡高级社进入备耕关键期，新调运的小麦种子刚到货，社员们抽查时发现有两袋种子发芽率不足七成，担心影响春耕，王社长特意让李振邦去帮忙鉴定。
“种子还能有问题？”张阿婆皱着眉，“俺们以前种地，种子都是自己留的，晒得干干的，发芽率高得很。”
“现在是集体统一调运，批量大，难免有个别批次出问题。”李振邦解释，“我带了技术科的发芽试纸，去现场测测，要是真有问题，赶紧联系种子站调换。”
王师傅的自行车铺门口，王小虎和陈向阳正蹲在地上，用竹篾扎灯笼骨架。两人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校服，红领巾歪歪扭扭地系在脖子上，手里的竹篾被削得细细的，蘸着浆糊，往上面糊红纸。“李叔叔，早！”陈向阳抬起头，脸上沾了点红纸浆，“我们在做元宵灯笼，准备去孤儿院给小朋友送过去！”
“做得真好看。”李振邦笑着说，“注意安全，别被竹篾扎到手。”
路过街道办时，王主任正站在门口贴通知，红纸黑字写着“元宵节元宵票发放通知”：“凡本街道居民，凭户口本每户领取元宵票两张，每张可购元宵一斤，领取时间：2月15日-2月18日。”
“李科长，早！”王主任笑着打招呼，“今年的元宵是上海食品厂生产的，有芝麻、豆沙两种口味，凭票购买，不涨价。”
“挺好，居民们又能过个热闹的元宵了。”李振邦说，“对了，马陆乡合作社的种子有点问题，可能需要调换，你帮着联系下种子站？”
“没问题，我这就打电话。”王主任爽快地答应，“种子是大事，耽误不得。”
到局里时，老吴正在整理元宵期间的安保预案。见李振邦进来，他递过一杯热水：“振邦，你看这个。闸北区有居民反映，有人私下高价倒卖元宵票，一张票卖五毛钱，比原价贵了一倍，好几户困难家庭买不起，心里有意见。”
元宵票是按户发放的，每张票原价两毛五，能买一斤元宵，高价倒卖确实坑害百姓。“查到倒卖的人是谁了吗？”李振邦问。
“还没，只知道是个中年妇女，梳着发髻，在菜市场附近活动。”老吴翻开案卷，“报案的居民说，她手里的元宵票都是连号的，像是从内部流出来的。”
“先派人去菜市场布控，摸清她的行踪，别打草惊蛇。”李振邦说，“元宵票关系到居民过节，不能让倒卖的人破坏了节日气氛。我先去马陆乡，回来再处理这事。”
骑车往马陆乡赶，路上的田地已经翻耕完毕，露出黝黑的泥土，合作社的社员们正忙着平整土地，远处的拖拉机“突突”地响着，在田里压出整齐的田垄。这是张强改进后的拖拉机，增加了压垄装置，比以前更实用了。
到合作社时，王社长正带着几个社员，蹲在地上查看种子。两袋种子放在田埂上，袋子上印着“国营上海种子站”的字样，社员们正把种子撒在湿纸巾上，测试发芽率。“李科长，你可来了！”王社长迎上来，“你看这两袋种子，撒了三天了，发芽的没几个，这要是种下去，减产就麻烦了。”
李振邦蹲下来，拿起一粒种子，剥开外壳，里面的胚乳干瘪，颜色发暗。“这种子是陈种，而且储存时受潮了，发芽率肯定低。”他从布包里掏出发芽试纸，蘸了点水，把种子放在试纸上，“等会儿看看试纸颜色，就能确定发芽率到底有多少。”
张强也来了，他周末一直在合作社实习，穿着件旧工装，裤脚沾着泥土。“李科长，王社长，我把播种机改进好了，能控制播种密度，还能均匀施肥，比以前省工多了。”张强指着不远处的播种机，脸上带着兴奋的笑容。
那是一台小型播种机，是张强用合作社的旧农具改造的，加装了种子箱和施肥装置，下面有滚轮，推着就能走。“我试了一下，一亩地只需要两个人，一个小时就能种完，比人工播种快三倍。”张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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