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远站在医院走廊尽头，手术室的灯依旧亮着。他没再看表，也没再问医生。刚才李薇的语音已经听完，行车记录仪里的画面像一根细线，缠住他的神经，越收越紧。他转身离开时，脚步很稳，但手指在口袋里反复摩挲着那部碎屏手机的边角，像是想从裂痕里抠出一点王强没来得及说出口的话。
他走出医院大门，风迎面吹来，带着一点铁皮屋顶被晒透后的干热。他没上车，而是靠在车门旁，掏出老陈给的那张纸条——上面只有一个名字和一串座机号码，字迹潦草，像是匆忙间撕下的便签。他拨了过去。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对方声音低沉，只说了三个字：“明早十点。”然后报了个地址，是城西一家不起眼的咖啡馆，叫“老地方”。电话随即挂断。
林远没回律所，也没回家。他在车里坐了两个多小时，等天完全黑下来，才把车开回地库。办公室的灯还亮着，他进门后第一件事是打开抽屉，取出一张旧的市局出入证复印件，又翻出一份三个月前的听证会邀请函，塞进公文包夹层。这些都不够正式，但至少能让他看起来不像闯入者。
第二天早上九点四十分，他到了那家咖啡馆。店面很小，玻璃门上有水汽，里面坐着几个穿工装的修理工，正低头喝咖啡。他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背对着门，面前放了一杯黑咖啡，没加糖。
十点整，门被推开。一个穿旧风衣的男人走了进来，头发稀疏，肩膀微塌，目光在店内扫了一圈，最后落在林远身上。他没说话，径直走过来坐下，把风衣领子拉高了些。
“你是林律师？”他声音压得很低。
林远点头，“您是张法医？”
男人没应，只是抬手示意服务员过来，又要了一杯热牛奶，然后盯着杯子看了很久。
“你查陈浩的事，查得太深了。”他终于开口，“有些人，不想让死人开口。”
林远没接话，只是轻轻把咖啡杯往旁边挪了半寸。
“那天尸检，我做了胃内容物检测。”老张的手指在杯沿上慢慢划着，“河里泡了两天，本不该有太多残留。但他胃里有药，安眠类的，剂量不小，还没来得及消化。”
林远呼吸一顿，但脸上没动。
“原始报告呢？”他问。
“没有记录。”老张摇头，“当时上面说，跳河自杀，结案快，不用折腾。我签了字，没提这一项。”
“为什么现在告诉我？”
老张抬眼看他，“你昨天去医院，守在手术室外，是不是也在等一个人醒来？”
林远没答。
“我知道王强出事了。”老张的声音更低了，“他昨晚打过我电话，问我……‘如果一个人被逼到绝路，还能不能算自杀’。”
林远的手指微微收紧。
“我没告诉他实话。”老张缓缓从口袋里摸出一张折叠的纸条，放在桌上，用牛奶杯压住一角，“这是我能给的全部。再多，我活不到明天。”
林远没伸手去拿。
“陈浩的女儿……”他忽然说，“今年考上了政法大学。”
老张的手抖了一下。
他盯着那杯牛奶，很久，才慢慢把杯子移开。纸条露出来，上面写着一行字：“市局档案科，2003年补录卷宗”。
说完，他站起身，风衣下摆扫过椅子边缘，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门铃轻响一声，人已消失在街角。
林远坐在原位，没动。咖啡早就凉了，他却一口没喝。他盯着那张纸条，直到确认周围没人注意，才把它折好，塞进衬衫内袋，贴着胸口的位置。
他走出咖啡馆时，阳光正斜照在人行道上。他没直接去档案科，而是绕道回了律所。办公室里没人，他关上门，从柜子里取出一个旧U盘，插进电脑，调出陈浩案的时间线。
1999年10月5日，恒正所支付封口费。
同年12月，陈浩被发现死于城南河段，警方认定为跳河自杀。
而纸条上写的“2003年补录卷宗”——中间隔了整整四年。
他点开市局公开的档案调阅规则，手指在“补录卷宗调取需三级审批”这一条上停了几秒。他知道，自己不可能走正规流程。这种卷宗，要么根本不存在，要么早就被人动过手脚。可正因为如此，才更值得查。
他打开备忘录，新建一条记录：“补录卷宗—安眠药—死亡时间矛盾”。又在下面加了一句：“若死亡时间与药效冲突，则原结论不成立。”
他盯着屏幕，忽然想起尸检报告里的一个细节：陈浩手腕有轻微擦伤，但无挣扎痕迹。当时他以为是落水后磕碰所致。现在想来，如果人服药后意识模糊，被人抬到河边，再推下去……痕迹确实不会太明显。
他合上电脑，拿起公文包。临走前，他在抽屉里翻出一张旧名片，是几年前参加司法培训时认识的一位档案科临时工，姓李，后来听说调去了后勤。他拨了号码，响了几声后被挂断。他又发了条短信：“有急事请教档案补录流程，方便时回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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