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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瞎子口中的“死东西”，像一颗钉子，牢牢钉在了林正的心里。
一份被遗忘的协议。
一个被人为刨掉的界碑。
这不再是虚无缥缈的口述历史，而是指向了一个具体、可追溯的物证。林正告别了张瞎子，心里的那团乱麻，仿佛被找到了一个关键的线头。
他没有直接回镇里，而是折返回了红旗村。他需要核实两个信息：当年在场的老支书是谁，他们现在又在哪里。
村委会大院里冷冷清清，王长贵大概是出去忙了。林正没找他，而是径直去了村里的老年活动室。几位老人正围着一张桌子打扑克，烟雾缭绕，气氛热烈。
林正递上一圈烟，很自然地加入了话题。他没有直接问协议的事，而是从“当年村里最有威望的人”聊起。
“要说威望，那还得是老王书记。”一位牙齿掉光了的老大爷咂着嘴说，“就是王长贵他爹。可惜啊，走得早，没享到福。”
“前进村那边呢？”
“那边是刘老蔫儿，哦不对，是刘庆元。那可是个文化人，高中生呢！后来身体不好，早早就不干了，现在也不知道还在不在。”
红旗村的老支书是王长贵的父亲。这个信息让林正心里咯噔一下。难怪王长贵对那片地如此执着，这里面恐怕还掺杂着子承父业、维护父亲“遗产”的复杂情感。
而前进村的老支书，刘庆元。这个名字，林正立刻在脑中的户籍资料里进行了检索。找到了。刘庆元，76岁，健在，住址在前进村最东头的老槐树下。
线索，清晰了。
林正谢过几位老人，立刻动身前往前进村。这一次，他心里的目标无比明确。
刘庆元的家比王老蔫的还要破败几分，院墙是用泥巴和碎石垒的，已经塌了半边，用几根木杆勉强支撑着。院子里种满了各种蔬菜，长势喜人，看得出主人是个勤快人。
一个头发花白、身形瘦削的老人正蹲在菜畦边，小心翼翼地给一棵西红柿苗绑着竹竿。他的动作很慢，甚至有些颤抖，似乎一阵风就能吹倒。
“刘大爷？”林正试探着喊了一声。
老人缓缓回过头，他有一张饱经风霜的脸，但眼神却很温和，不像王老蔫那样拒人千里，也不像张瞎子那样锐利如刀。那是一种看透了世事后的平静。
“你是？”刘庆元扶着膝盖，慢慢站起身。
“我是镇信访办的林正。想跟您打听点事。”林正走上前，很自然地帮他扶住了旁边摇晃的竹竿。
刘庆元看了看林正，又看了看他扶着竹竿的手，浑浊的眼睛里露出一丝笑意。“信访办的小同志啊，又是为了那块地吧？进来坐吧，外面热。”
他的态度，出乎林正的意料。没有推诿，没有抱怨，只有一种淡淡的、仿佛在说一件与自己无关的旧事的平静。
屋里很暗，一股淡淡的中药味混合着泥土的气息。墙上挂着一张黑白的全家福，照片已经泛黄，上面年轻时的刘庆元，穿着的确良衬衫，胸口还别着一支钢笔，意气风发。
刘庆元给林正倒了杯凉白开，自己则坐在一个小马扎上，开始剧烈地咳嗽起来，瘦削的脊背弓得像一张拉满的弓。
“老毛病了。”咳完，他摆了摆手，喘着气说，“让小同志见笑了。”
“大爷，您别急，慢慢说。”林正把水杯往他那边推了推。
“那块地啊……”刘庆元似乎陷入了悠长的回忆，“都快四十年了。那时候，我还是村支书，红旗村是老王，就是王长贵他爹。我们俩，年轻时还一起在县里开过会，关系不算差。”
他的叙述很平淡，没有夹杂任何个人情绪，像一个客观的记录者。
“为了那块地，两个村年年闹，上面也烦。后来，镇里派了个姓钱的副镇长下来，说必须解决。我们两边，加上镇里的干部，就在地里，拿着皮尺，拉着线，一寸一寸地量，一棵树一棵树地数。吵了三天，骂了三天，最后总算弄明白了。”
林正的心跳开始加速，他知道，最关键的部分要来了。
“弄明白之后呢？”
“之后，就在镇里干部的见证下，我们俩，签了份协议。”刘庆元说这话的时候，眼神有些飘忽，“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东边那条冲沟算界，沟南归我们，沟北归他们。那棵老歪脖子树，因为正好长在沟边上，两家一人一半，谁也别争。协议一式三份，我们两个村各一份，镇里存档一份。”
林正的呼吸都屏住了。一式三份！
“那……那份协议呢？”
刘庆元沉默了，端起那杯凉白开，喝了一口，水很凉，他的手却在抖。
“丢了。”他缓缓吐出两个字。
“丢了？”
“嗯。”刘庆元低下头，看着自己布满老茧的双手，“签完协议的第二天，我们准备去地里立界碑。结果头天晚上，不知道谁，把我们村里那份协议，从我办公室的抽屉里偷走了。第二天到了地头，红旗村的老王也黑着脸，说他那份也不见了。我们俩当时就懵了。去找镇里，镇里说存档的那份，被一个刚来的实习生打扫卫生的时候，当成废纸给……给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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