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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林正起了个大早。
清晨的阳光还没有完全驱散山间的薄雾，他已经将那份厚重的卷宗，翻看了整整两遍。凭借着官气滋养后愈发清明的头脑和【绝对记忆】，卷宗里那盘根错节的人名、地名、时间线，在他脑中自动生成了一张巨大的、脉络清晰的思维导图。
他圈定了第一个突破口——镇国土资源所。
土地纠纷，无论历史多么久远，根子总在土地上。国土所，作为土地勘测、确权、登记的职能部门，理应是这起纠纷案中最核心的技术支撑。只要能从他们那里拿到最原始、最权威的测绘图和权属变更记录，就能为后续的调解工作，打下最坚实的地基。
上午九点，国土所的办公室里，所长钱东来正端着一个泡着浓茶的搪瓷缸，悠闲地看着窗外。他年近五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衬衫的领口和袖口总是洗得干干净净，整个人透着一股老派机关干部的体面。
看到林正抱着卷宗进来，钱东来的眼皮只是轻轻抬了一下，随即脸上便浮起一种标准化的、热情而疏远的笑容。
“哎呀，这不是咱们镇的英雄小林同志吗？快请坐，请坐！”他放下茶缸，起身相迎，动作不快不慢，恰到好处地显示了对“英雄”的尊重，又保持了作为所长的身份。
“钱所长，您好。我来是想了解一下红旗村和前进村那片争议土地的情况。”林正开门见山。
“哦，那个案子啊……”钱东来拉长了语调，脸上的笑容瞬间变得复杂起来，既有“我就知道”的了然，也有一丝“你怎么也跳进来了”的同情。
他亲自给林正倒了杯水，然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慢条斯理地从一堆文件中抽出一张老旧的地图，在桌上摊开。地图的边缘已经泛黄，上面用红蓝铅笔标注着各种记号，纵横交错，像一张蜘蛛网。
“小林啊，你看，”钱东来用手指点了点地图上那块被圈起来的区域，“这块地，历史遗留问题太复杂了。解放前是乱葬岗，后来开荒，两个村的村民都去过。五八年大炼钢铁的时候，在这里建过土高炉，后来又搞过集体农场，分分合合，账早就乱了。我们所里能查到的最早的勘测记录，是八十年代初的，但那时候的记录本身就不规范，很多都是估算的。”
他滔滔不绝地讲了近二十分钟，从建国初期的土地政策，讲到联产承包责任制，再讲到后来的林权改革，引经据典，数据详实，俨然一位学识渊博的专家。
林正安静地听着，没有插话。他能看到，钱东来头顶那团灰黑色的官气中，一缕代表着“民怨”的黑气，如同墨汁滴入清水，正缓慢而顽固地盘旋着。系统面板清晰地显示，这股黑气，正来源于这起被他“搁置”的土地纠纷。
钱东来终于喝了口茶，润了润嗓子，做了总结：“所以啊，小林，这个案子的核心，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土地权属问题了，它是个法律问题，是个历史问题，甚至是个社会稳定问题。我们国土所，只能提供技术参考，但没法给它定性。依我看，这事儿还得司法所的同志先从法律层面拿个意见，明确一下这纠纷的性质，我们才好跟进嘛。”
他把皮球踢得又高又远，姿势优美，无懈可击。
“我明白了，谢谢钱所长。”林正站起身，没有多作纠缠。
他知道，跟这种人磨嘴皮子，毫无意义。
从国土所出来，林正直接上了二楼的司法所。
司法所的办公室要小得多，只有两个人。负责接待他的是副所长老李，一个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中年人，看起来文质彬彬，说话却滴水不漏。
听完林正的来意，老李扶了扶眼镜，从电脑前抬起头，露出一脸的为难。
“小林同志，你的来意我明白。但这事儿……我们司法所不好主动介入啊。”
“为什么？”
“按规定，司法调解有两种途径。一是当事人双方主动申请我们调解，二是由政府或上级主管部门正式发函，委托我们进行司法仲裁。现在这两样都没有啊。”老李摊开手，一脸的无辜，“我们要是贸然介入，程序上就不对。到时候调解成功了还好说，万一激化了矛盾，这责任谁来负？我们司法所可担不起啊。”
他顿了顿，压低了声音，凑近了些：“再说了，这案子，国土所那边连个明确的测绘和权属意见都没有，我们拿什么当调解依据？总不能让我们凭空去断案吧？那不成了糊涂官判糊涂案了？小林啊，不是我们推，是这事儿它没到我们这一步。你得先让国土所把地界划清楚了，我们才能上场。”
这番话，与钱东来在楼下的说辞，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
林正看着老李头顶那团同样掺杂着民怨黑气的官气，心中了然。他们就像两个商量好的守门员，一个把球踢向对方，一个又把球踢回来，而球门，则被他们用“规定”和“程序”焊得死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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