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正走出司法所,站在走廊里,感到一阵无力。
他面对的不是一个具体的敌人,而是一堵无形的、由无数条“规定”、无数句“按理说”和无数个“不好办”砌成的墙。这堵墙柔软而坚韧,你一拳打过去,它就陷进去一个坑,但你的力气也被卸掉了大半,等你的拳头收回来,它又恢复了原状。
下午,林正决定去两个村的村委会看看。
他先到了红旗村。村委会设在一间宽敞的平房里,墙上挂着“先进基层党组织”的铜牌,在阳光下有些刺眼。
村支书兼村主任叫王长贵,是个身材粗壮、嗓门洪亮的老人。一听林正是为土地纠纷来的,他立刻拉住林正的手,像是见到了亲人。
“林干部!你可算来了!我们村可是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镇里能来个为我们做主的青天大老爷啊!”
他不由分说地把林正按在椅子上,又是倒茶又是递烟,热情得让人无法招架。
紧接着,王长贵就开始了长达一个小时的“诉苦大会”。他从他爷爷辈开始讲起,痛陈前进村如何背信弃义、蚕食土地,讲到动情处,甚至拍着大腿,眼眶泛红。
“林干部,你看看,这是我们村自己画的图,祖祖辈?t辈就是这么传下来的!还有这些,是村里老人们按的手印,他们都能作证,那地就是我们红旗村的!”王长贵从一个带锁的抽屉里,捧出一大堆纸张发黄的“证据”,堆在林正面前。
林正看着这些所谓的“证据”,头顶的系统面板上,代表着王长贵的官气正在剧烈翻涌,其中夹杂着狡黠、贪婪和一丝丝的心虚。
“王书记,您的意思我明白了。那前进村那边,您觉得应该怎么处理?”林正问。
“处理?那还有啥好处理的!”王长贵一拍桌子,“就该镇里下个文件,把地直接划给我们红旗村!他们前进村占了我们这么多年便宜,我们不跟他们要补偿就不错了!”
这话说得理直气壮,不容置疑。
从红旗村出来,林正又马不停蹄地赶往只有一山之隔的前进村。
前进村的村支书叫李大嘴,人如其名,一张嘴能说会道。他接待林正的流程,和王长贵如出一辙,热情洋溢,然后是痛心疾首的控诉。只是在他嘴里,蛮横无理、侵占土地的一方,变成了红旗村。
他也同样拿出了一堆“证据”,有不知从哪本县志上复印下来的模糊段落,也有村民们言之凿凿的“证词”。
“林干部,不是我李大嘴说瞎话,是他们红旗村欺人太甚!我们老实巴交的,他们就蹬鼻子上脸!”李大嘴指着窗外那片争议土地的方向,唾沫横飞,“要我说,这事儿就得快刀斩乱麻!镇里直接派人来,把界桩钉下去!谁敢再闹,就让派出所抓人!”
林正坐在前进村村委会那把同样老旧的木椅子上,喝着和红旗村同样味道的廉价茶叶,听着几乎一模一样、只是主语和宾语调换了位置的说辞,忽然觉得有些滑稽。
他就像个皮球,在镇里的两个部门之间被踢了一圈后,又被两个村子当成了皮球,各自都想把他往对方的球门里踢。
傍晚,夕阳将天空染成一片瑰丽的橙红色。
林正开着那辆破旧的吉普车,行驶在返回镇政府的乡间小路上。车窗外,是宁静的田野和炊烟袅袅的村庄。可他的心里,却像是被一团乱麻塞满了,沉重而憋闷。
他想起了赵卫东那张看不出喜怒的脸,想起了牛建国那幸灾乐祸的眼神。这个所谓的“考验”,根本就不是一道题,而是一个死局。
每一个环节,都被堵死了。
部门之间,有“规定”这堵墙。村子之间,有“民意”这堵墙。而这两堵墙背后,还有一堵看不见、却更坚固的墙,那就是“利益”与“积怨”。
回到信访办,天已经完全黑了。
他没有开灯,只是静静地坐在黑暗里,桌上那堆泛黄的卷宗,像一只沉默的怪兽,在黑暗中散发着陈腐的气息。
他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被困在蛛网中央的虫子,无论朝哪个方向挣扎,都只会让身上的丝线缠得更紧。
一整天,他拜访了所有相关的部门和负责人,敲响了每一扇看似敞开的大门。然而,每一扇门背后,都站着一个笑容可掬的人,说着一番客气的话,然后,再把他客气地请出来,轻轻地关上门。
他深切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基层的重重阻力。
这种阻力,不是疾风骤雨式的对抗,而是一种无声无息的消耗。它像沼泽,让你深陷其中,动弹不得;它像浓雾,让你迷失方向,看不见出路。
林正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他知道,所有人都等着看他的笑话。看他这个所谓的“英雄”,如何在这潭死水里,被耗尽所有的锐气和声望,最终灰溜溜地承认失败。
黑暗中,他缓缓地抬起头,目光穿透窗户,望向远处星星点点的灯火。
那些是村民的家。
官方的门,都关上了。那么,是不是该去敲一敲,那些从未被当成“门”的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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