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佛海死后，南京城的混乱比任何人预想的都要快。伪政府的人忙着站队，日本人忙着安抚，商户忙着关门跑路。街上巡逻的宪兵多了一倍，但架不住人心散了。汪精卫死了，周佛海死了，南京城里最大的两个靠山全倒了。那些原本替日本人办事的中国商户、替伪政府管账的汉奸、替特高课收税的地头蛇，全慌了。
陈默是在第三天晚上出去，他从住处后门溜出来，穿了一身深灰色的衣服，戴着一顶旧帽子，帽檐压得很低。
街上的路灯比平时暗了不少，有些路口干脆全黑了，连灯罩都被人摘走了。他拐进一条弄堂，顺着墙根走，停在一栋二层小楼后面。这栋楼的主人姓吴，以前是76号的一个小头目，替日本人收过不少租税。周佛海一倒，他就躲在家里不敢出门，但陈默知道他家里藏着不少好东西。
后门的锁是老式的弹子锁，他用一根铁丝捅了不到三秒就开了。屋里黑漆漆的，只有楼梯口亮着一盏应急灯，发着幽幽的绿光，像一只不瞌睡的眼睛。他没开灯，踩着楼梯上了二楼。主卧的门虚掩着，他推门进去，借着窗外的微光看到一个保险柜，不大，灰绿色的，靠在墙角。
密码锁是四位的，他用耳朵贴着柜门听，手指拨动转盘，一个一个地听齿牙咬合的声音。不到十分钟，咔嗒一声轻响，锁开了。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几摞法币和金条，还有一个小布包，打开一看，三枚金戒指、一条金项链、一对翡翠耳环。他把保险柜里的东西全部收进空间，把柜门关上，恢复原样，退出来，带好后门，消失在弄堂的黑暗里。
第一家，第二家，第三家。他每天晚上出去两到三个小时，有时候只去一家，有时候去三四家。不偷穷人的，只偷那些替日本人做过事、跟伪政府有勾结的汉奸。那些人在汪精卫活着的时候捞了不少钱，在周佛海活着的时候又捞了不少。现在他们缩在家里，躲在保险柜后面，以为把自己藏起来就没事了。但陈默知道他们在哪里。
一连十几天，南京城里风声越来越紧。先是水户银行那批黄金外汇凭空消失，然后是几个汉奸家里被盗，保险柜被撬得一干二净。有人说是共党干的，有人说是日本人的内鬼干的，有人说是军统的人浑水摸鱼。但谁也没有证据，谁也没有抓到人。每天早晨伪政府的办公桌上都堆着新的报案记录，那些报案记录越堆越高，高到像一座快垮了的纸山。
野原也查了，但野原查的是“作案规律”，查的是“有没有目击者”，查的是“被盗物品的去向”。他查不到陈默头上，因为陈默没有规律。第一天在东城，第二天在西城，第三天在南城，第四天又回了东城。没有固定的路线，没有重复的手法，没有留下任何脚印、指纹或者目击者。他像一阵风，从这家刮到那家，刮完就走，什么都不留。
第十五天晚上，陈默没有再出去。他在住处点了一根烟，坐在窗前看着南京城的夜色。那些汉奸家的保险柜已经空了，那些日本商户藏在地板夹层里的财物也空了，那些被伪政府官员藏在床底下的金银首饰也空了。那些东西没有消失，它们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待着，在他空间里，一层一层地码着，像一座沉默的、没有人知道的宝库。那里面的每一件东西，都可以在战争结束后变成粮食、棉布、药品、钢枪。
他掐灭烟头，躺回床上，很快呼吸就均匀了。他知道，明天南京城里还会有人报案，还会有人在办公室里跳脚，还会有人在街上贴告示悬赏捉拿那个“大盗”。他会在人群里跟着看一看，然后回到办公室继续做他的情报室主任。没有人会怀疑他，因为没有人会把那个在深夜里翻墙撬锁的大盗，和白天那个坐在办公室里低头翻文件的人联系起来。
特高课的档案室是陈默每天都会经过的地方。那扇门平时锁着，但钥匙他早就配了一把。他花了三个晚上把里面所有日本高层军官的住址翻了个遍——联队长、参谋、宪兵队长、特高课的课长们。那些人站在南京城里最高的位置上，口袋比谁都鼓，但他们的门锁比谁都旧。
第一个目标是一个叫中村的少佐。这人在后勤部门干了三年，南京城里的物资调配有一半经他的手，账面上干干净净，但陈默知道他的底细。他在特高课的资料里看过一份密报，中村在徐州倒卖军需品的记录，数目不小。中村住在城西一栋独院里，门口有门房，但这人有个习惯，每周三会去秦淮河边的一家妓院过夜，门房也跟着去，家里空无一人。
那天晚上风很大，陈默从后墙翻进去，院墙不高，墙头还插着碎玻璃，但他在空间里存了一副厚手套，戴上之后按住墙头翻了过去。落地的时候踩到一根枯枝，咔嚓一声响，他蹲下来等了十几秒，屋里没有动静。他撬开后窗翻了进去，在书房的书架后面找到了那个保险柜。柜门是机械密码锁，他用耳朵贴着听了几十秒，咔嗒一声开了。里面码着十几根金条和一大叠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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