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上海之后，陈默用了将近一个月打听方明远家人的下落。不是通过组织，是通过他自己的渠道——特高课的关系网、76号的熟人、南京道上混的朋友。他不能直接问，问得多了会惹人怀疑。一个特高课的经济顾问，为什么要打听一个被处决的汪伪军官的家属？这个问题他回答不了，所以他只能拐弯抹角地打听。
消息是零零碎碎拼凑起来的。方明远被捕之后，汪伪军委会收回了他的官邸。他的妻子和女儿被赶了出来，连行李都没让带多少。她们先是借住在亲戚家，后来亲戚怕受牵连把她们赶了出去，再后来就不知道去了哪里。有人说在南京街头见过她们，有人说她们回了老家，有人说她们已经死了。陈默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他只能一条一条地查，一条一条地排除。
十月中旬的一个雨天，陈默在南京找到了她们。不是他找到的，是一个在南京做小生意的朋友帮他打听到的。那个朋友不知道他在找谁，只知道他在找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姓方。方明远的妻子姓沈，女儿叫方小棠，今年七岁。她们住在中华门城外一间破败的出租屋里。陈默找到那间出租屋的时候，天正下着雨，不大，细细密密的，打在伞面上沙沙地响。
那间屋子在一排低矮的平房中间，门板歪了，窗纸破了，用报纸糊着。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没有敲门。透过那扇破窗户，他看到里面坐着两个人，一个大人一个小孩。大人三十来岁，穿着一件旧旗袍，头发有些散乱，脸色苍白，眼窝深陷，正低着头缝补一件破衣服。小孩扎着两根小辫子，坐在小板凳上，手里捧着一个馒头，正在啃。馒头是凉的，硬邦邦的。
陈默站在雨中，看着那个低头缝补衣服的女人和那个啃馒头的小孩，想起了方明远。方明远在那盏翠绿色灯罩的台灯下，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说着“等不用再演戏的那一天”。他的戏演完了，幕落下来了。台上只剩下他的妻子和女儿，坐在一间四面透风的破屋子里，啃着凉馒头。
陈默没有进去。他从巷子里退出来，在路边站了片刻。烟被雨淋湿了，点不着。他把湿透的烟盒捏扁了塞进口袋里，转身走了。
第二天，陈默通过一个在南京开旅店的朋友，在秦淮河边找到了一家小旅店。旅店不大，两层楼，门面夹在一家茶馆和一家杂货店之间，不引人注目。他交了半个月的房钱，多给了一些，让老板娘准备一些吃的用的送到房间里。他没有说自己是谁，只说是受人之托。
老板娘是一个五十来岁的胖女人，圆脸上总是挂着笑，说话嗓门很大。她接过钱，数了数，抬起头看着他。“先生，您这是替谁订的房？”
“一个朋友。他的家人要从乡下来，暂时没地方住。”
老板娘没有再问，把钱塞进口袋里，点了点头。她又问了一句要不要准备晚饭，陈默说准备吧，清淡一点的，有孩子。
当天下午，陈默在方明远妻女住的那条巷口看到了她们。那个女人提着一个旧包袱，牵着孩子的手，从巷子里走出来。她们走得很慢，孩子不时回头看一眼，像是在跟什么告别，又像是怕什么东西从后面追上来。
陈默跟在她们后面，隔了一条街的距离。他从口袋里掏出烟盒，又想起烟是湿的，塞了回去。雨停了，天还是阴的，云压得很低。她们走过了中华门，走过了秦淮河，走进了那条窄巷子，在那家小旅店门口停下来。女人抬头看了看招牌，推门走了进去。老板娘在柜台后面等着她们，说了几句话，领着她们上了楼。
陈默站在巷口，看着二楼那扇窗户亮了灯。窗帘没拉，能看到那个女人的身影在屋里走动，把孩子抱上床，盖好被子，在床边坐了下来，一动不动。
陈默点了一根烟，烟是新的，刚从街边的杂货店买的。他深吸一口，烟雾从鼻孔里喷出来，在潮湿的空气中慢慢散开，散了就没了。
他在巷口站了很久，久到那根烟抽完了，久到二楼那扇窗户的灯灭了。他把烟头掐灭塞进口袋里，转过身走了，走出巷口，走上大街。街上的路灯亮了，橘黄色的光照在湿漉漉的石板路上，亮亮的，像刚下过雨的样子。
此后的每一天，陈默都会去那家旅店看看。不是进去，是在门口站一会儿。有时候老板娘会跟他聊几句，说那对母女挺好的，孩子很乖，女人不太爱说话。他点了点头，多给了些钱，让她照顾得好一点。
他不敢见她们。见了面说什么？说“我是你丈夫的同事”？他是什么同事？特高课的经济顾问，还是汪伪军委会的翻译？哪一个身份都见不得光。说“我是你丈夫的朋友”？方明远的朋友都是些什么人，汪伪的军官、特高课的特务、76号的打手。那些人里，没有一个会在大雨天站在巷口远远地看着她们。如果他说自己是方明远的朋友，她不会信。
所以他不见。他只是每个月去旅店交一次房钱，多给一些，让老板娘给她们添几件衣服、买些好吃的。老板娘有时候会问他：“先生，您到底是谁？”他总是回答：“受人之托。”老板娘不再问了，接过钱，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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