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中央社那条消息播出去之后不到两天，国际舆论就炸了。美国的报纸、英国的电台，连苏联的《真理报》都在骂，说日本违反国际公约，使用化学武器，惨无人道。收音机里的英文，他每一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
横山勇站在窗前，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灰缸里的烟头堆成了一座小山，有些还没灭，还在冒着细烟。他的脸色很难看，眼袋很深，嘴唇干裂起皮，像是好几天没合过眼了。大本营来了电报，措辞严厉得很，说毒气弹的事已经惊动了天皇，要他给个交代。他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皮鞋踩在地板上，笃笃笃的，那声音在安静的屋里显得格外响。没有人敢说话，所有人大气都不敢出，连翻文件的声音都压到最低。
当天下午，山本从上海打来了电话。
陈默不知道他们在电话里说了什么，但他从横山勇接电话时脸上肌肉抽搐的幅度，猜出了个大概。大本营震怒，追查泄密源头，山本被责令立即排查所有随军人员。谁有机会接触到毒气弹的使用命令，谁有可能把消息传出去，谁有动机、有条件、有能力做这件事。每一个人都要查，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放过。这不是走形式，是真的要查个水落石出。
排查是从第二天开始的。山本亲自来了衡阳，带着几个从上海调来的特工，把报道班的人一个一个叫进去问话。问得很细，几点几分在哪里，跟谁在一起，说了什么话，有没有人可以证明。陈默排在第五个，在他前面的四个人出来的时候脸色都不太好。有人的脸色发白，有人的手在抖，有人走路的时候腿都发软，扶着墙才走稳。
轮到陈默的时候，山本亲自问的。他坐在一张折叠桌后面，面前摊着陈默的档案，旁边站着两个特工，一个负责记录，一个负责观察。屋里很闷，窗户关着，只开了半扇，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把桌上的纸吹得沙沙响。
“陈桑，又见面了。”山本的声音很平静，和在特高课办公室里说话一模一样。
“课长。”陈默微微鞠了一躬，在他对面坐下来。
“毒气弹的事，你听说了？”
“听说了。”
“你觉得，消息是谁传出去的？”
陈默看着山本的眼睛，那双眼睛和以前一样，深不见底。“我不知道。”
山本盯着他看了几秒，低下头翻档案。翻了几页抬起头，问了一些例行的问题。那天在哪里，在做什么，有没有人可以证明。陈默一一回答，回答得很简短——是，不是，有，没有。他的声音和平时一样，不急不慢，不高不低。他的心跳很稳，呼吸很平，手心没有出汗，脸上没有任何多余的表情。他就那么坐着，像在特高课的办公室里汇报工作一样自然。
山本合上档案。“你可以走了。”
陈默站起来，微微鞠了一躬，转身走了。走到门口的时候，身后传来山本的声音。
“陈桑，这几天不要单独行动。出门的话，跟人一起。”
陈默停下来没有回头。“是。”拉开门走了出去。
排查进行了三天。结果是查无实据，没有人招供，没有人检举，没有任何证据指向任何人。山本找不到泄密的人，但他不能就这么算了，大本营要一个交代，天皇要一个交代。他不能交个白卷上去，他得做点什么，让上面的人看到他做了，看到他在查，看到他在使劲。
他的办法是把所有人都关起来——不是真的关，是“保护性”软禁。所有随军人员不得单独行动，外出必须有人陪同，晚上十点之前必须回到驻地。报道班的帐篷周围多了一队宪兵，名义上是“加强警戒，防止敌人破坏”，实际上谁都看得出来这是在看着他们。不让出去，不让联系外面，不让做任何可能引起怀疑的事。谁要是敢往外多看一眼，立马就有宪兵跟上来问你“干什么”。
陈默待在帐篷里，除了吃饭上厕所不能出去。帐篷不大，两张行军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墙角堆着几个皮箱，把本来就不大的空间挤得更小了。窗户开着，能看到外面的天空。天很蓝，没有云，太阳毒辣辣地照着，帐篷里闷热得像蒸笼，汗水顺着脖子往下淌，衣服湿了干，干了又湿。但他不能出去，不是不能，是不敢。如果他这个时候出去，哪怕只是出去透透气，也会被当成“试图逃跑”的证据。山本正愁找不到人交差呢，他自己送上去，那不叫勇敢，那叫蠢。
他坐在行军床上，手里拿着一本书，翻了几页又合上了。看不进去，每一个字都在眼前飘，抓不住，看了后面忘了前面。他把书放在枕头边上，躺下来，盯着帐篷顶。帐篷顶是帆布的，阳光透过来，把帐篷照得通亮，亮得人眼睛疼。有一只苍蝇在帐篷顶上爬来爬去，嗡嗡嗡的，烦得要命。他盯着那只苍蝇，看着它从这头爬到那头，又从那头爬回来，来来回回的，不知道在找什么。
他在想一件事。山本为什么要亲自来衡阳？排查随军人员这种事，派个手下来就行了，何必自己跑一趟？除非他怀疑的人不一般，除非他想亲眼看看这个人的反应，除非他手里已经有什么东西了，只是还差最后一步。陈默翻了个身，面朝墙。帆布墙壁被太阳晒得发烫，手贴上去能感觉到那股热，闷闷的，散不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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