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品送进去之后的第三天，哑巴又来找陈默了。这次不是在湘江边，是在报道班驻地后面的巷子里。天快黑了，巷子里没有灯，只有远处街口路灯的光微弱地漫过来，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又长又淡。哑巴靠在墙上，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条递过来。陈默接过纸条凑到巷口的光线下看了一眼，纸条上只有一行字，铅笔写的，字迹潦草得几乎认不出来——“子弹打光了。”
他把纸条叠好塞进口袋里。哑巴看着他，黑暗中看不清表情，但那两道目光穿过昏暗的光线落在他脸上，不是在等一个答复，是在等一个行动。他知道陈默不会说“我试试”，陈默只会说“好”或者“不行”。
“好。”陈默说。
哑巴点了点头，转身走了。脚步声在巷子里渐渐远去，笃笃笃的，一下一下地敲在青石板路面上。陈默靠在墙上点了一支烟，火柴的火光在他脸上亮了一下又灭了。弹药不比药品，药品可以从野战医院的药房里偷，一瓶一瓶地拿，一箱一箱地搬，只要时间够、空间够，多少都能搬走。
弹药不行，弹药看管得比药品严得多，每一箱都有编号、有登记，少一箱都要追查到底。他不能从仓库里偷，那会打草惊蛇，只能从运输途中截。在运输途中丢了几箱，可以推给前线消耗，推给路途颠簸，推给任何不会引起怀疑的理由。
日军在衡阳城外的补给站设了三处，都在湘江边上。每天都有船从长沙运弹药过来，卸在码头上，再用卡车转运到各个部队。补给站的守卫不算严，因为日本人想不到会有人在自己的后方打补给站的主意。但这不是偷几箱药，是要偷能供守军撑过下一次进攻的弹药量，那么多弹药，他不能一箱一箱地搬，太慢了，风险太大了，得让日本人自己把弹药送进去。
陈默花了两天时间摸清了补给站的运转规律。船什么时候到，卸货多长时间，卡车什么时候来转运，巡逻队多久经过一次。这些信息被他一条一条地记在笔记本上，又一条一条地刻进脑子里。
补给站的管理有一个漏洞——卸货和转运之间的时间差。船到了，弹药卸在码头上，要等一两个小时后卡车才来拉走。在这一两个小时的窗口期里，弹药就堆在码头上，盖着帆布，由几个卫兵看守。
第三天晚上，陈默找到了哑巴，把计划告诉了他。哑巴听完之后沉默了很久。码头上那几个卫兵，哑巴说他来解决。船那边他有内应，是从长沙过来的船工，在日军的运输船队里干了两年多了，对这条水路比对自己的掌纹还熟悉，愿意帮这个忙。至于弹药怎么进衡阳城，进了城之后怎么送到守军手里，那是方先觉的人该操心的事，不用他们管。
当夜，凌晨两点。湘江边的码头上没有灯，只有星光，江面上有船停靠，船工在往码头上卸货。弹药箱一个接一个地落在码头上，木箱碰撞的声响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清晰，沉闷的，短促的，像一个人的心跳突然漏了一拍。两个卫兵站在码头上抽烟，枪斜挎在肩上，刺刀在星光下闪着冷光。
陈默蹲在远处的一堆木箱后面，看着那两个卫兵。他们抽完烟又站了一会儿，然后在码头上踱步，从这头走到那头，又从那头走回来。脚步声在木质的码头上笃笃地响着，和心跳混在一起。哑巴从暗处走了出来，穿着日军工兵的衣服，头上戴着钢盔，肩上扛着一箱弹药，步伐不紧不慢的，和码头上任何一个搬运工没有任何区别。
两个卫兵看见他没有在意，搬运弹药的人多了，谁认识谁。哑巴走到他们身边时忽然停下来，把弹药箱放在地上，站直了，手从腰间抽出来，手里多了一把刀。刀刃短而锋利，在星光下闪了一下。一个卫兵的喉咙被割开了，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另一个卫兵刚要喊，哑巴的手已经捂住了他的嘴，刀从他的肋下捅进去，转了一下，拔出来。两个人几乎同时倒下，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声响。
哑巴把他们拖到码头边上，推进了江里。水声响了一下，不大，被夜风吞没了。陈默从木箱后面站起来，走到码头上。船工从船上跳下来，开始往船上搬。动作很麻利，显然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每一箱都码得整整齐齐，缝隙里塞满了稻草，防止在运输过程中磕碰。陈默没有问他叫什么名字，没有问他从哪里来，没有问他为什么要冒这个险。在这个年代，有些问题不需要问，有些答案不需要知道。
弹药箱在木质的码头上摞成了一座小山。哑巴站在码头边上望风，陈默和船工两个人往船上搬。一箱，两箱，三箱。汗水从额头上淌下来，流进眼睛里，涩得睁不开。他用袖子擦了擦，继续搬。两个人在跳板上走来走去，脚步声杂沓而急促。哑巴蹲在码头边上一动不动，像一尊石像，只偶尔转过头朝巷口的方向看一眼，确认没有巡逻队经过。
不知道搬了多久，最后一箱弹药上了船。船工跳上船，撑起竹篙，船离了岸，无声地滑进了黑暗里。江面上没有月亮，船很快就融进了夜色中，什么都看不见了。哑巴站在码头上看着那个方向，站了很久，久到陈默以为他变成了一尊真的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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