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默是在一条巷子里看到那个女人的。
巷子不深，两侧是残破的木楼，楼上的窗户碎了，窗帘在风里飘着。他从巷口经过，听到里面传来撕心裂肺的哭喊声，那声音不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就在前面，拐个弯就到。他的脚步慢了一下，然后继续走。走了几步停下来，不是因为听到了什么，是听到了太多的什么。女人的哭声、日语咒骂声、布料被撕碎的声音、肉体撞击墙壁的声音。这些声音混在一起，在窄巷子里来回弹着，像一群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在嘶吼。
巷口有一个日本兵在抽烟，枪横在胸前。他看见陈默，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继续抽烟。他认识陈默，也许不认识这个人，但他认识那个相机，认识那个记者证，认识那个“随军记者”的身份。记者不是宪兵，记者不管这种事。记者只管拍照，写报道，发回东京，让那些没见过世面的老百姓看看“皇军”在前线的英勇事迹。
陈默站在巷口，手在口袋里慢慢握紧。指甲嵌进掌心里，疼，那种疼不是锐利的，是钝的，像一把没有开刃的刀在你身上慢慢地、一下一下地锯。他在想，冲进去，拔出枪，把那几个禽兽毙了。然后呢？然后他被宪兵队逮捕，审讯，枪决。他死了，情报断了，一号作战的兵力部署没有人去拿。林曼春在苏北等着他，秦雪宁在上海等着他，孤儿院里那个叫他“叔叔”的孩子也在等着他。
他没动。他站在那里，听着那些声音，听着女人的哭声从高亢变成嘶哑，从嘶哑变成呜咽，从呜咽变成若有若无的呻吟，最后什么都听不到了。只有风穿过巷子，带着一股腥甜的气味。巷口那个日本兵把烟抽完了，把烟头扔在地上，用鞋底碾灭，朝他看了一眼，继续站岗。那一眼没有任何含义，不是同情，不是嘲讽，不是好奇，不是厌恶。只是看了一眼，像看一棵树，一块石头，一辆从面前开过的汽车。
陈默转过身，走了。他的脚步很稳，和平时一样。皮鞋踩在碎石路面上，沙沙的，不紧不慢的。他走出巷子，走上大街，阳光照在脸上，刺眼。他眯了一下眼睛，把相机举起来，对着街对面拍了一张。快门声很轻，像一个心虚的人在叹气。
那天下午，他跟着报道班去了另一个地方。拍了更多的照片，写了更多的报道，见更多的人，说更多的话。他和平时没有任何区别，该笑的时候笑，该点头的时候点头，该记笔记的时候记笔记。没有人看出他心里有一团火在烧，那团火烧得他五脏六腑都在疼，但他不能喊，不能叫，不能流一滴泪。
天黑之后，陈默一个人坐在房间里。没有开灯，窗帘拉着。楼下的街道上有士兵唱歌，唱的是日本军歌，调子很悲，像哭。唱了几句不唱了，街道安静下来。远处有狗叫，叫了几声也停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烟盒，抽出一根点上。烟头在黑暗中明灭着，照亮他指尖那道深深的指甲印。印子已经发紫了，周围一圈是青的，像一枚刻在皮肤上的印章。他盯着那道印子，伸出手，用另一只手的指甲又掐了一下。疼。那种疼让他清醒了一些。
他问自己一个问题——这样潜伏下去，有意义吗？眼看着自己的同胞被凌辱，眼看着自己的同胞被杀，眼看着自己的同胞像蝼蚁一样被碾死，他不能出手，不能出声，甚至不能露出一丝愤怒的表情。他只能转过脸，把指甲嵌进掌心里，假装什么都没看见。
有意义吗？
他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他开始写，不是用笔，是用心。那些字在他脑子里一个一个地蹦出来，像火星，像眼泪，像那些在巷子里被撕碎的布条。
“我在长沙。今天看到一个女人被几个日本兵拖进巷子。我站在那里，听着她的哭声，听着她的哭声从高到低，从有到无。我没有动。”
他写了很长的篇幅。把今天看到的一切都写了下来，每一个细节都没放过，那些声音、气味、颜色，巷口的烟头，墙上溅到的血迹，那个日本兵碾灭烟头时旋转的鞋底。写完之后，他把这张纸收进了随身空间。不是要销毁，是要留着。等战争结束的那一天，他要把它拿出来，给自己看，给后人看。
他想起了一些往事。多年前在重庆受训的时候，教官在课堂上问过一个问题——“如果你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看到你的同胞正在被敌人残害，你会怎么办？”教室里沉默了。有人说“救”，有人说“不能救，任务第一”。教官没有给出标准答案。
他从来没给过答案。现在他知道了。他站在那里，什么都没做。不是因为他不想做，是因为他不能做。他有任务。他的任务比一个人的命重要，比十个人的命重要，比一百个人的命重要。那枚炸弹炸了一座军火库，也许救了几百个人的命。
但他的情报，救了多少人的命？
他想办法给上级发了一封电报。不是用密码，是用心。他把今天看到的一切，把心里的挣扎和痛苦，都浓缩成了几个字——“这样潜伏，还有意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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