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炸没有发生。
陈默是在代表团抵达南京后的第三天确认这件事的。
那几天南京的天气很好，晴空万里，能见度极高，是轰炸的绝佳天气。他每天关注日军航空队的动向，每天查看代表团与当地驻军之间的往来电报，每天在谈判间隙观察那些军官们的表情和动作。一切正常，正常得不正常。没有飞机起飞，没有炸弹落下，没有防空警报。
南京的市民照常过日子，秦淮河上的画舫照常游荡，夫子庙的照常开门。没有人知道他们差点死过一次。也许他们永远不会知道。也许这场“差点死过一次”，从一开始就不存在。
第四天晚上代表团在南京饭店设宴招待汪伪政权的要员，觥筹交错，宾主尽欢。席间，一个陆军省的少佐喝多了，拉着陈默的胳膊，嘴里含混不清地说着——“陈桑，你知不知道，这次轰炸是假的。根本没有轰炸计划。我们就是来演戏的。演戏，你懂吗？给重庆看的。让他们以为我们要和谈了，放松警惕。等他们真的放松了，我们再打。这是心理战。课长说的。”
陈默端着酒杯的手没有抖，脸上的笑容没有变。他拍了拍那个少佐的肩膀，说“少佐喝多了，回去休息吧”。叫来两个勤务兵，把少佐架走了。
他一个人站在走廊里，手里还端着那杯没有喝完的酒。走廊里没有人，灯很暗，壁灯昏黄的光照着空荡荡的过道。酒杯里的酒液在灯光下晃着。他把酒泼在了墙角的花盆里，把空杯子放在窗台上。
假情报。山本给他的那份盖满大印的绝密文件是假的。轰炸计划是假的，代表团的任务是假的，他的任务也是假的。山本用一份精心伪造的绝密文件，测试他会不会把情报送出去。如果他送了，说明他是间谍。如果没有送，说明他是清白的。
他送了。
现在的问题是，山本知不知道他送了。
陈默靠在墙上，闭上眼睛。脑子里在飞速地转。山本有没有在特高课的电台频率上监听到异常信号？有没有在邮局截获过可疑信件？有没有在交通线上安插眼线？他用的渠道——组织的秘密电台，是他和秦雪宁架设的，频率每天更换，发报时间不固定，信号经过加密，即使被截获也很难破译。军统的渠道是通过韩景云的人走的，走的是军统自己的交通线，安全系数也不低。
但安全系数再高，也不能保证万无一失。只要情报出了手，就有暴露的可能。在这个行当里没有百分之百的安全，只有百分之百的风险。
代表团在南京待了七天，然后回了上海。临行前，山本从上海打来电话，问陈默任务完成得怎么样。陈默说一切顺利，山本说很好，回来吧。
火车上，陈默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的田野往后退。麦子已经黄了，快到收割的季节了。油菜花早就谢了，结出的荚果在风里轻轻晃着。他看着那片金黄，想起杭州的春天，西湖的雨，画舫在雨中晃晃悠悠的。林曼春靠在他肩上说“冷”。他把大衣脱下来披在她身上。她缩进那件宽大的大衣里，只露出一张脸。那天也在下雨。雨滴落在湖面上，溅起一圈一圈的涟漪。
那些涟漪早就消失了。就像山本的谎言一样，说过了，信过了，就过了。
回到上海的当天下午，陈默去特高课报到。山本在办公室里等他，面前摊着那份盖满大印的绝密文件。他看见陈默进来，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个笑容。那个笑容和之前的道歉一样，是精心设计过的，嘴角上扬的幅度、露出牙齿的数量、持续的时间，都恰到好处。
“陈桑，辛苦了。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好。”
陈默站在办公桌前，微微鞠了一躬。“课长过奖了。”
山本把那份文件拿起来，撕成两半，扔进了废纸篓里。动作很随意，像撕一张没用的草稿纸。
“陈桑，有件事我想问你。”
陈默等着。
“这次去南京，你有没有把情报送给任何人？”
陈默看着他，他也看着陈默。办公室里很安静，安静到能听见墙上挂钟的滴答声。阳光从窗帘缝隙漏进来，照在地板上。
“没有。”陈默说。
山本盯着他看了几秒，点了点头，低下头翻开桌上另一份文件。陈默转身走出办公室，带上门。
走廊里没有人，壁灯还亮着，昏黄的光照着空荡荡的过道。他走回自己的办公室，关上门，在椅子上坐下来。从口袋里掏出烟盒，抽出一根，点上。烟雾从指间升起来，在天花板下面慢慢散开。他坐在那片烟雾里，看着桌上那盆枯死的文竹。文竹已经死了很久了，叶子全黄了，干得像纸。他一直没扔，不知道为什么。
他想起了方明远。如果方明远还在，他会怎么做？他会告诉陈默，这次你赌赢了，但下次不一定。赢一次不代表什么。山本不会因为你一次没咬钩就收手，他会继续放饵，继续等，直到你咬钩，或者直到他找到新的猎物。方明远不在了，没有人告诉他这些了。没有人告诉他对策、方案、下一步的计划。他只能自己想，自己决定，自己承担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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