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野的药剂测试通知来得毫无征兆。
周四上午，陈默正在办公室翻译一份关于华中地区物资调配的日军内部报告，门被敲响了。中村幸子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份文件，脸上带着那种公事公办的、不冷不热的微笑。“陈桑，河野专家请您去一趟他的办公室。”她把“请”字咬得很轻，轻到像是一片羽毛落在水面上，没有声音，但涟漪一圈一圈地荡开了。
陈默放下笔，把桌上的文件合上，站起来。中村幸子没有走，站在门口等着，像是在确认他会跟着她去。他从她身边走过的时候闻到了一股淡淡的香水味，不是她平时用的那种，更浓，更甜，像在掩饰什么。
河野的办公室门开着。陈默走进去，发现屋子里不止河野一个人。两个穿白大褂的年轻人站在一张桌子旁边，桌上摆着几个金属盒子、几根橡皮管和几个药瓶。墙角有一张行军床，床上铺着白色的床单，床单很干净，干净到像从来没有被人躺过。河野坐在办公桌后面，手里拿着一支笔，面前的笔记本翻开着。他看见陈默进来，放下笔，指了指桌前的椅子。“陈桑，坐。”
陈默坐下来。河野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文件夹，翻开，里面是陈默的档案。他没有看，只是把手放在文件夹上，手指一下一下地敲着，节奏不紧不慢。
“陈桑，第一轮测试的结果你已经知道了。你的数据很稳定，稳定到让人印象深刻。”他的目光从陈默脸上移到桌上的药瓶上，又从药瓶上移回来，“今天请你来，是想请你配合我们做一次新的测试。药物辅助，更准确，也更高效。”
硫喷妥钠。陈默认得那种药。在特高课的档案里，在76号的审讯室里，在所有那些需要让人“开口”的地方，这种药的名字就像一个咒语。它会让人放松警惕，让大脑皮层的抑制功能减弱，让那些平时被死死压住的秘密从意识的最底层浮上来。它有一个更通俗的名字——吐真剂。但这个名字是骗人的。它不会让人说真话，它只会让人说话。至于说出来的是真是假，取决于听的人怎么判断。
“需要我做什么？”陈默问。
河野站起来，走到那张行军床边。“躺下。”
陈默脱掉外套，搭在椅背上，在行军床上躺下来。床单很凉，隔着衬衫能感觉到那股凉意从后背渗进来，像一层薄薄的冰。白大褂年轻人走过来，在他手臂上绑上橡皮管，拍了拍血管，把针头扎了进去。针头刺破皮肤的那一下像被蚊子叮了一口，不疼，但你能感觉到有什么东西进入了你的身体，不属于你的、冷的、陌生的液体沿着血管慢慢流淌，流进你的手臂，流进你的肩膀，流进你的胸口。
河野搬了一把椅子坐在床边，手里拿着那本笔记本。
“陈桑，放轻松。闭上眼睛。”
陈默闭上眼睛。眼皮底下的世界是一片橙红色的，温暖而柔软，像泡在温水里。硫喷妥钠的药效开始显现了，他的身体在放松，肌肉不再紧绷，呼吸变得深而慢，心跳也慢了下来。这种感觉他很熟悉，在特高课的培训班上，他接受过反药物审讯的训练。教官说过，硫喷妥钠不会让你说真话，它只会让你想说话。你只需要记住一件事——不要主动说话。问什么答什么，不问不说。答的时候，答得越简单越好。是，不是，不知道。不要解释，不要补充，不要说任何多余的字。
河野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像隔着一层厚厚的棉花。“陈桑，你的全名。”
“陈曦。”
“出生年月。”
“民国元年三月十五日。”
“出生地。”
“上海。”
河野问得很慢。那些问题很简单，简单到不需要思考。陈默的回答也很简单，简单到像一个机器在输出预设的答案。姓名，年龄，籍贯，家庭成员，教育背景，工作经历。这些答案和他档案上写的一模一样，和他从小到大在任何表格上填过的一模一样。它们是真的，所以他不怕说。
河野翻了一页笔记本。“陈桑，你认识吴明远吗？”
陈默的心跳在那一瞬间加快了不到半拍。不是因为紧张，是因为这个名字在他的大脑里触发了连锁反应。老吴的脸，老吴的声音，老吴在百乐门倒下时胸口绽开的那朵暗红色的花。这些画面从他的意识深处涌上来，像一群被关了太久终于等到门开的野兽，争先恐后地往外挤。他的大脑在瞬间被这些画面占据了，没有多余的精力去产生那些会被河野捕捉到的情绪反应。
“认识。经济科的同事，在百乐门牺牲了。”
河野点了点头，在笔记本上记了几个字。
“陈桑，你是共产党吗？”
“不是。”
“你为共产党工作过吗？”
“没有。”
“你认识一个代号叫‘鹤’的人吗？”
“没有。”
陈默的声音很平稳。不是没有起伏，是那种起伏在一个正常人回答这类问题时该有的范围之内。一个正常人被问到“你是不是共产党”时，可能会有一点点愤怒，有一点点被冒犯的感觉，这种情绪会让他的声音稍微高半度。陈默的声音高了半度。不多不少，刚好半度。他的身体在被药物慢慢溶解，意识在被药物慢慢模糊，但那些经过千锤百炼的肌肉记忆还在。他不需要思考该怎么回答，他的身体知道。他的声带知道该用多大的力度振动，他的舌头知道该以多快的速度运动，他的嘴唇知道该张开多大的角度。这些不需要他的大脑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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