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汉彰从马车上坐直了身体，往前面看。他看到了熟悉的街景。两边的店铺、洋行、饭馆，有的门还开着，有的已经关了门板。
这条路他走过无数遍，闭着眼都能说出每一家的招牌——拐角那家是福盛祥绸缎庄，往前是德义兴洋货铺，再往前是正阳春烤鸭店。
现在招牌还在，但绸缎庄的橱窗里空了，洋货铺门口堆着的货箱不见了，烤鸭店门口那个常年冒着热气的铁皮炉子也熄了，炉子上面落了厚厚一层灰。
街上的行人不算少，但比战前差远了。以前这条街上这时候正是热闹的时候，买菜的下班的，人来人往。现在稀稀拉拉的，几个人影被夕阳拉得老长。
有穿着长衫的文人，低着头快步走过。有穿着西装的职员，腋下夹着公文包，站在路边等黄包车。有穿着蓝布褂子的工人，满脸疲惫的从巷子里拐出来，有挎着篮子买菜的女人，篮子里只有一两样东西，在街边的菜摊前站了一会儿，又走了。
除了这些百姓之外，一队日本巡逻兵从街道的北头走过来，皮靴踩在柏油路上，咔咔咔的，声音很整齐，一下一下的，像是踩着同一个拍子。
走在最前面的一个兵扛着一面太阳旗，旗角在傍晚的风里耷拉着，偶尔被掀起来又落下去。后面跟着的七八个兵，步枪斜挎在肩上，枪带勒着胸口的衣服。他们走路的姿势很硬，肩膀不动，步子很大，像是用尺子量好了每一步的距离。
街上的行人都往两边靠，给巡逻队让出一条道。没有人抬头看，都低着头，有的往墙根靠，有的假装在系鞋带，有的转身走进了旁边的巷子。等巡逻队走过去了，那些人才陆续回到街面上，但没有人说话，更没有人回头看。
车队在东桥头鱼栈门口停下来。鱼栈是一间大院子，门口挂着块木板，上面写着“东桥头鱼栈”四个字，字是黑漆写的，有些褪色了。院子里堆着木桶和竹筐，几个伙计正在往库房里搬货。陈把头跳下车，朝王汉彰招了招手。“到了，你下来吧。”
王汉彰从车板上跳下来，腿有点发软，踩在地上之后膝盖弯了一下，他扶着车板站稳了。三天没有伸直腿睡过觉，他的腰背和膝盖都在发酸。他用拳头捶了捶后腰，又跺了跺脚，让血液重新流回脚底。
他站在鱼栈门口的台阶上，看着那队日本兵从街道尽头拐了个弯，消失在一栋楼的转角后面。他的身后是东桥头鱼栈的院子，伙计们还在卸货，木桶碰撞的声音咣咣的。
陈瘸子让人把装着王汉彰皮箱的木桶搬到一个房子里，在他胳膊上拍了一下。“行了，我就不留你了。去屋里把衣服换了，咱们就此别过！”
王汉彰抱了抱拳，开口说：“这一路上多谢陈把头照顾！”
陈把头点了点头，转身招呼伙计卸货去了。王汉彰走进屋子，找到自己藏皮箱的那只桶，掀开盖子，把皮箱抽了出来。
箱子上沾了鱼腥味，湿漉漉的，摸上去滑腻腻的。他把皮箱打开，拿出那套叠好的西裤和衬衫换上。换好衣服，他从房子里出来，绕到房子后面，用河水胡乱的洗了把脸。
河面上倒映着晚霞，橘红色的光被水波揉碎了，变成一片一片的，随着水流慢慢晃动。他站在那里看了几秒钟，河对面就是英租界的范围了，能看到几栋洋楼的屋顶在暮色里露出轮廓。
他深吸了一口气，转过身，拎着皮箱走上了街道。街道上亮起了路灯，黄色的光在傍晚的灰蓝色空气里显得格外暖和。他往前走了一段路，听到身后传来胶皮车的铃铛声，叮铃铃的，节奏很快。一辆空车从他身边跑过去，车夫回头看了他一眼，又转头看路了。
王汉彰抬头看着街道两边的建筑，看着那些熟悉又有些陌生的招牌，看着路边卖糖炒栗子的小摊，看着骑着自行车从他身边经过的学生。走过了两条街，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路口，路口的电线杆上贴着一张用中日两种文字写的告示，他停下来看了一眼，告示上写着什么“维持治安”“禁止聚众”“违者严惩”之类的，落款是“天津市治安维持会”。他没有多看，加快步子走过了路口。
几天前他还在海上吐得昏天黑地，两天前他还在岐口的渔码头上坐着等车，几个小时前他还在日本人的检查站里低着头不敢出声。
但现在他站在这条街上，换回了自己的衣服，走在天津的街道上，熟悉的气味、熟悉的声音、熟悉的灯光，从四面八方向他涌过来。
他停下脚步，在街边站了一小会儿，把箱子换到另一只手上。这已经不是一年多前他离开时的天津了，炮火过去之后，空气里还残留着一股淡淡的焦糊味，街角有几栋楼的外墙还留着弹痕和烟熏过的印记。但街还是那条街，人还是那些人，铺子还在开着，路灯还亮着。
王汉彰把箱子在手里掂了掂，朝英租界的方向走去。他的步子不快不慢，每一步都踩得很实，像他走路一直以来的节奏。他走了几步之后，抬头看了看远处那几栋洋楼的轮廓，又低下头看了看脚下被路灯照亮的柏油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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