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过渭河大桥时，樱井美子忽然指着窗外的塬坡，指尖在车窗上轻轻划了道弧线：“从这里看，咸阳的地势像铺展开的扇子，难怪秦始皇会选在这里建都。”她话音刚落，后座的橘川隆一立刻接话，语气里带着惯有的傲慢：“可秦陵的布局，在我们日本学者看来，更像是‘天圆地方’的简化版——比起京都御所的对称格局，少了几分精致。”
“橘川教授怕是没见过秦陵的勘探图。”副驾驶的郑克瀛忽然回头，手里翻着本泛黄的考古报告，封面上印着“秦始皇陵考古队2018年度报告”，“我来介绍下，这位是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的陆敬亭教授，秦陵考古项目的核心成员，从2009年就跟着团队在秦陵做勘探，对秦陵布局最有发言权。”
后座的陆敬亭推了推眼镜，声音带着考古学者特有的沉稳：“秦陵的布局不是‘简化’，是‘以天喻地’的极致。你们看秦陵封土，高55米，对应天上的紫微垣；封土下的地宫，以水银模拟江河湖海，墓道对应四方星宿——这种‘天人合一’的规划，比日本‘天圆地方’的格局早了近千年，而且更注重‘地脉与天象的呼应’，这才是中国古代风水的核心。”他说着拿出平板，调出秦陵地宫的三维复原图，“去年最新勘探发现，地宫东墓道的走向，正好对着骊山的主峰，西墓道对着渭河，这就是‘背山面水’的雏形，后来唐代长安城的选址，也延续了这个思路。”
车停在秦陵博物院门口时，夕阳正斜照在封土上，把黄土染成金红色。刚下车，就见个穿卡其色工装的年轻人跑过来，手里抱着个装着陶片的盒子，郑克瀛笑着介绍：“这是陆教授的学生，西北大学考古系的方晓冉，刚从秦陵陪葬坑遗址回来，带了些新出土的陶俑残片。”
方晓冉打开盒子，里面是几片带着彩绘痕迹的陶片，她指着其中一片带纹路的：“您看这个卷云纹，跟日本弥生时代的陶器纹样很像，但比它早了六百多年——去年我们在陪葬坑发现的青铜剑，表面的铬盐氧化层技术，比德国、美国发明类似技术早了两千多年。”这话让佐伯彰一的脸色沉了沉，刚要开口，方晓冉又补充：“秦陵的‘物勒工名’制度，也就是器物上刻工匠名字，后来被汉代继承，再通过遣唐使传到日本，日本奈良时期的铜镜上，还能看到类似的刻名，这就是文化传承的证据。”
往里走时，樱井美子悄悄拉了拉我的袖口，声音压得很低：“我祖母留下的笔记里，提到过秦陵的‘地脉传说’，说秦陵下面有条‘龙脉’，连着秦岭，所以秦始皇才会把陵墓选在这里。”她话音刚落，旁边的松浦奈绪忽然冷笑：“这种传说都是迷信，哪有什么‘龙脉’？不过是古人对地理的无知罢了。”
“松浦小姐这话不对。”一直没说话的周志宏教授忽然开口，他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退休教授，头发花白却精神矍铄，手里拄着根刻着秦篆的拐杖，“‘龙脉’不是迷信，是古人对山脉走向、水流分布的总结。秦陵所在的骊山，是秦岭的支脉，渭河从旁边流过，这种‘山环水抱’的地势，在风水里叫‘藏风聚气’，适合作为帝王陵墓——你们日本的仁德天皇陵，选址也是背山面水，本质上是学了中国的风水理念，只是换了个名字叫‘地灵’罢了。”
周教授领着我们走到秦陵封土前，指着远处的骊山：“民间还有个传说，说秦始皇怕死后被人盗墓，让工匠在墓里埋了‘水银海’，还设了机关；还有人说，秦陵地宫的大门上，刻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玉玺字样。这些传说虽然没被考古证实，但能看出古人对秦陵的敬畏——而日本学者研究秦陵时，总喜欢强调‘秦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却忘了秦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根。”
橘川隆一不服气地反驳：“可你们现在还没打开秦陵地宫，怎么证明里面的布局是‘天人合一’？说不定只是后人的想象。”
“考古讲究的是证据，不是猜测。”陆敬亭教授拿出一份勘探报告，“我们通过物探技术，已经确定地宫的形状是方形，里面有明显的水银异常，而且墓道的走向和星宿方位完全吻合——这些都是实证，不是想象。你们日本的平城京，也是模仿长安城的方形布局，可长安城的布局，又源于秦咸阳城的‘棋盘式’规划，这是文化传承的链条，不能断章取义。”
苏瑶悄悄凑到我身边，小声说：“你看美子小姐，刚才周教授说秦陵传说时，她一直在看手机，好像有心事。”我顺着她的目光看去，樱井美子正站在远处打电话，眉头紧锁，手指无意识地攥着衣角——显然是九菊派又在给她施压。
等樱井美子挂了电话走过来，周教授正好讲到秦陵的学术争议，手里的拐杖轻轻敲了敲地面，带起些许黄土：“现在学术界有三个主要观点：一是秦陵的布局体现了秦始皇‘一统天下’的野心——你们看这封土堆，夯土层层叠叠，从空中看像座倒扣的斗，对应‘帝王执斗定四方’的寓意；地宫以水银模拟黄河、长江，连流向都和现实江河一致，连陪葬坑的兵马俑都按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排列，步兵、骑兵、车兵各司其职，这不只是‘地下军团’，更是他生前统治疆域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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