萤音忽然抬头，声音比平时轻了些：“我爷爷当年也当过兵，他临死前总说，当年不该去中国，不该亲手……”她没再说下去，只是攥紧了琴盒的带子，眼眶微微发红，“我知道，不是所有日本人都像龟田那样，可我们能做的太少了，只能在客人说起这些事时，安安静静听着，不敢多嘴。”
墨雪也跟着点头，指尖在和纸本上轻轻划着：“我在书上看过南京的事，老师上课却从来不说，问起来，只说‘那是过去的争议’。后来我自己找了很多资料，才知道当年……”她的声音发颤，“那些事，根本不是‘争议’，是实实在在的罪。”
我看着她们，忽然觉得心里软了一块——就像雪地里藏着的暖炉，这些有良知的日本人，或许改变不了政府的态度，或许没办法替先辈赎罪，却始终没丢了心里的秤，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拍了拍雪子的肩膀：“你们能做的，已经够多了。至少你们没像龟田那样，把黑的说成白的，把罪说成功。”
暖灯的光透过纸窗，在榻榻米上洒出一片浅黄。巷口传来晚归行人的脚步声，混着远处居酒屋的笑声，倒让这夜晚多了点烟火气。我知道，今晚的争执不会改变龟田那样的人，却能让雪子、墨雪她们知道，中国人记得历史，也记得善良——就像我们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的恶，也不会辜负那些真心对我们好的人。
雪子把笔记本放在角落的柜台上，转身去后厨端了碗热味噌汤来，瓷碗触到桌面时发出轻响：“曹君，喝点暖暖身子吧，刚才说那么多话，嗓子该干了。”
我接过汤碗，暖意顺着指尖漫到心口。萤音已经重新调好了三味线，指尖轻轻拨了下弦，清越的声音在包厢里散开，却没再弹《荒城之月》，而是换了支调子温和的古曲。墨雪也坐回案前，蘸了新墨，在和纸上写起了短歌，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和着三味线的旋律，倒冲淡了刚才的紧绷。
“其实之前有位中国老客人，”雪子忽然开口，手指摩挲着碗沿，“他每次来都点一壶焙茶，说喝着像老家的味道。有次龟田也在，听见他说中文，就凑过去问‘你们中国人是不是还恨我们’，老客人没生气，只说‘我恨的是当年杀人的鬼子，不是现在给我倒茶的你’。”
萤音的指尖顿了顿，轻声接话：“我爷爷要是还在，大概也会这么说。他晚年总对着中国地图发呆，说想把当年抢的一尊瓷瓶还回去，可到死都没机会。”
我喝了口味噌汤，看着她们认真的模样，忽然想起之前在东京博物馆看到的那尊宋代青瓷——标签上写着“1941年购入”，可釉色里藏着的裂纹，像极了老人临终前没闭上的眼。我放下碗，声音轻却坚定：“会有机会的。不是所有人都像龟田那样装聋作哑，只要还有人记得，还有人想弥补，就不算晚。”
正说着，巷口忽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还夹杂着喊“龟田议员”的声音。雪子探头往窗外看了眼，皱着眉回头：“是他的秘书，好像在找他落下的东西。”
我看向角落的笔记本，没说话。墨雪却先开口：“别给他了吧，里面写的都是些歪理，还记着跟那些商人的交易，说不定不是什么好东西。”萤音也点头：“要是给他，他下次说不定更嚣张，拿着里面的东西去拉拢人。”
雪子犹豫了下，还是走过去把笔记本塞进了柜台的抽屉：“先放着吧，要是他亲自来要，再还；要是只派秘书来，就说没看见。”她转身时，眼神里少了平时的温顺，多了点决断，“总不能让他拿着这东西，再去做坏事。”
三味线的旋律又响了起来，这次调子亮了些，像初春的阳光，透过纸窗的缝隙洒进来。我看着暖灯下流转的茶汤，忽然觉得，有些对抗不用靠争吵，有些坚持也不用靠狠话——就像雪子藏起的笔记本，萤音换的曲子，墨雪写的短歌，这些藏在细节里的良知，才是能慢慢融化偏见的力量。
巷口的脚步声渐渐远了，夜又恢复了安静。只有三味线的声音，还在“松风阁”里轻轻绕着，像在为这个没那么完美，却藏着善意的夜晚，慢慢收尾。
华月馆的夜总在凌晨两点显出疲态，客人走得差不多了，暖帘外的灯笼暗了大半，只剩廊下几盏还亮着，把人影拉得老长。我靠在“松风阁”的门框上，指尖捏着半空的清酒瓶，酒液晃着细碎的光——这已经是第三瓶了，喉咙里烧得慌，心里的闷却没散多少。
脚步声从走廊尽头传来，和服下摆扫过榻榻米的窸窣声格外清晰，混着木屐踏在地板上的“嗒嗒”声，一下下敲在耳边。抬头时，雪子正站在暖帘外，月白色的和服衬得她肌肤像上好的暖玉，领口处露出的锁骨线条柔和，往下是被和服巧妙勾勒出的丰裕胸口，腰肢被宽幅的腰封束得纤细，裙摆垂落间，又能隐约看到臀部柔和的曲线。发间插着支银质樱花簪，乌黑的发丝挽得整齐，唯有额前一缕碎发垂着，被夜风吹得轻轻扫过白皙光亮的脸颊，眼尾在廊灯下发着淡淡的柔光，倒真像从古画里走出来的人，艳得不俗，柔得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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