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的春天，来得比往年都早。
农历二月的风，刮在脸上已经不那么扎人了，带着一股子湿漉漉的、泥土化冻的腥味。山海屯背阴处的积雪还没化净，但向阳坡上已经冒出了星星点点的绿意，是那种最嫩的、鹅黄色的草芽，跟鸡蛋黄似的，看着就让人心里痒痒，想伸手摸一把。
张西龙站在县林业局的大门口，手里攥着一份还带着油墨味儿的合同。他是从屯里走来的，走了四十里山路，裤腿卷到膝盖上面，靰鞡鞋上沾满了黄泥。他今天穿的是林爱凤新给做的深蓝色卡其布上衣，熨得板板正正，领口的风纪扣系得严严实实。脚上是那双大嫂给做的皮乌拉，虽然走了这么远的路，脚底板还是干爽的，乌拉草絮得厚实，踩在地上软乎乎的。
林业局的门卫是个老师傅，戴着狗皮帽子，正蹲在门口抽蛤蟆烟。看见张西龙走过来，眯着眼打量了半天，突然一拍大腿：“哎呀，你不是山海屯的张西龙吗？合作社那个！”
“是我，刘叔。”张西龙笑着递过一支烟，“您在这儿看门呢？”
“退休了，闲不住，来给局里看看门。”老师傅接过烟，别在耳朵上，上下打量着他，“听说你们合作社搞得红火，县里都表扬了。你今儿个来干啥？”
张西龙扬了扬手里的牛皮纸袋：“来签个合同。”
“啥合同？”
“承包林场。”张西龙说得轻描淡写，好像说的不是承包一个林场，而是去集市上买二斤猪肉。
老师傅愣了一下，随即竖起大拇指：“好小子，有出息！”
林业局的办公室在老楼二层，木地板踩上去嘎吱嘎吱响，墙壁刷着半截绿油漆，上面是白灰，墙角有一个生了锈的铁皮炉子，炉筒子拐了两个弯从窗户伸出去，炉膛里的煤烧得通红，把屋里烘得暖洋洋的。
林局长是个五十来岁的胖子，姓林，叫林永昌，圆脸，小眼睛，笑起来像个弥勒佛。他坐在办公桌后面，桌上摊着一张大比例尺的林区地图，上面用红笔画满了圈圈和箭头。看见张西龙进来，他站起来，隔着办公桌伸出手：“西龙，来了？快坐快坐，喝点热水暖和暖和。”
“林局长，您好。”张西龙握了手，在椅子上坐下。椅子是硬木的，坐上去冰凉，他也不在乎，把牛皮纸袋放在桌上，把合同抽出来。
林局长接过合同，没急着看，而是给他倒了杯热水，搪瓷缸子，印着“为人民服务”的红字。他端起自己那个同样的大缸子，吹了吹浮沫，喝了一口，这才慢悠悠地翻开合同。
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炉子里的煤噼里啪啦地响，和偶尔从窗外传来的汽车喇叭声。张西龙端着搪瓷缸子，没喝，眼睛盯着林局长翻合同的手。那手胖乎乎的，指甲修得很整齐，手指上戴着一个老式金戒指，磨得锃亮。
“西龙啊，”林局长看完合同，抬起头，“向阳林场的情况，你也知道。那片林子，红松、白桦、水曲柳都有，还有不少野牲口。前几年承包出去过两回，都没搞起来。一是路远，二是活累，三是赔钱。你有把握？”
张西龙放下搪瓷缸子，直了直腰，声音不高不低，但每个字都清楚：“林局长，我在山海屯干了这几年，您也看见了。打猎、捕鱼、开店、办厂，哪样不是从零开始？向阳林场我去看过，林子好，资源足，就是缺个懂行的人领着干。我别的本事没有，就是不怕吃苦。”
林局长盯着他看了半天，突然笑了：“好，有你这句话就行。”他拿起笔，在合同最后一页签上自己的名字，又从抽屉里拿出公章，“咔哒”一声盖上去，然后双手把合同递给张西龙。
“西龙，从今儿起，向阳林场就交给你了。好好干，给咱县里再争个先进！”
张西龙接过合同，手微微有些抖。他深吸一口气，站起来，对着林局长鞠了一躬：“林局长，您放心，我一定好好干，不给局里丢人！”
出了林业局大门，张西龙站在台阶上，把合同从牛皮纸袋里抽出来，又看了一遍。阳光照在红戳上，像一团火。他把合同小心地折好，贴身揣进里怀兜里，拍了拍，这才迈步往回走。
回屯的路还是那条路，但走起来比来的时候轻快多了。他一边走一边盘算，向阳林场离山海屯八十多里，在野人谷的更深处，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场部有几排砖瓦房，还有几间破旧的仓库和牲口棚。林子大得很，方圆几十里，红松、落叶松、白桦、水曲柳，什么树都有。林下资源也丰富，蕨菜、刺嫩芽、猴头菇、木耳，多得采不完。更重要的是，那片老林子里有野牲口——马鹿、狍子、野猪、黑瞎子，还有山里最值钱的宝贝，野山参。
他想起佟把头的话：“向阳沟那地方，老辈子叫‘棒槌营’，出过大货。我年轻时候跟着师傅去抬过参，六品叶的，芦头有小擀面杖粗。”那时候他还不是林场场长，只是个来山里探路的“外乡人”。佟把头蹲在倒木上，抽着烟袋，眯着眼，像是在回忆很久以前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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