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十五的元宵彩灯还未完全撤下，宁河县政府新办公楼的小会议室内，却已弥漫开与年节余韵截然不同的凝重气氛。
早春的阳光透过宽大的玻璃窗，在光洁的会议桌面上投下明亮的光斑，却驱不散萦绕在何书记眉宇间的那抹深思。
他将一份省报轻轻推到桌子中央，手指点着上面一篇题为《希望的田野——宁河东源见闻》的报道，特别是被红笔圈出的那三段来自不同农民的采访。
“老黄，李副主任，你们都看看。”何书记的声音沉稳，却带着不容忽视的分量，“省报的记者笔头子厉害啊，把咱们东源的富足、老百姓的喜悦，还有……其他乡镇乡亲的期盼，都写出来了。”
他的目光尤其在最后一段——那个来自外乡、羡慕东源生活的村民王老五的感叹上停留良久。
“咱们东源镇，咱们县政府的人，靠着这一两年的迅猛发展，算是过上了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好日子。”何书记环视两人，语气渐渐沉重，“年终奖发了，新房子住了，街上车水马龙，百货商场人山人海。可是，我们宁河县，不止一个东源镇啊！”
他站起身，走到墙上那幅巨大的宁河县地图前，手指划过东源镇那片已被标注得密密麻麻、充满生机的区域，然后缓缓移向周边那些色调单一、标注稀疏的广阔乡村。
“我们还有近三十万的父老乡亲，分散在这些乡镇、这些山村里！他们很多人，可能还在温饱线上挣扎，还在看着东源的方向眼巴巴地盼着！”
何书记转过身，眼神锐利，“我们不能只满足于东源一地的繁荣！带领全县老百姓共同脱贫致富，是我们接下来必须啃下的硬骨头！否则，我们就是失职！”
黄县长推了推眼镜，脸上露出赞同又为难的神色：“书记，您说的在理，这也是我和班子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可是……难啊！”他掰着手指头算，“县里去年税收虽然创了纪录，有几个亿，但新城建设、医院学校配套、干部职工的待遇提升，哪一样不是吞金兽？盘子就这么大，要兼顾全局，均衡发展，谈何容易？钱从哪里来？方向怎么定？”
这时，一直沉默旁听的县建委李副主任，习惯性地用指尖敲了敲桌面，带着几分试探和一贯的“稳妥”腔调开口了：“何书记，黄县长，目标当然是崇高的。不过嘛，这全县脱贫是个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万一搞不好，劳民伤财不说，还可能拖累东源这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依我看……”
他顿了顿，目光闪烁，“不如先把东源镇的张九烨叫来问问？他脑子活，点子多，让他先拿个初步的策划方案出来看看？如果方案确实可行，咱们再上会讨论，集思广益，也免得走弯路嘛。”他这话，看似稳妥，实则带着点将难题抛出去、等着看效果的意味。
何书记与黄县长对视一眼，都看出了对方眼中的考量。片刻后，何书记点了点头：“也好。九烨同志在一线，对发展产业、盘活经济有切身体会和成功经验。就让他先做个初步设想。”
消息传到张九烨那里时，他正在东源投资集团的新办公室里审核新一季度的生产计划。接到县里的电话，他并没有感到意外。
东源的快速发展如同一盏过于明亮的探照灯，必然会将周边区域的相对滞后照得更清楚。
“请县里放心，我一定认真调研，尽快拿出初步想法。”张九烨在电话里沉稳应下。
他立刻联系了县统计局，要求调取全县所有乡镇最近三年的详细数据——人口、耕地、主要作物、现有副业、人均收入、资源禀赋等等。
接下来的半个月，张九烨办公室的灯光常常亮到深夜。
厚厚的统计资料铺满了桌面和地面，他时而伏案疾书，时而对着地图凝神沉思，时而又与周文明、孙镇长等核心骨干开会讨论到嗓音沙哑。
他脑子里反复盘桓着几个核心问题：如何避免“输血式”扶贫？如何将东源的成功经验“嫁接”到不同基础的乡镇？如何实现真正的、可持续的内生性发展？
半个月后，张九烨带着一份沉甸甸的《关于推动宁河县全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初步构想》，再次走进了县政府会议室。
“何书记，黄县长，李副主任，”张九烨开门见山，语气坚定而清晰，“经过初步调研和思考，我认为，推动全县脱贫致富，不能搞一刀切，必须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总体思路可以是：以农为基，以工业化、商业化为本，由县里或东源镇大集体牵头投资，孵化子公司，提升各地的‘造血’能力。”
他走到地图前，开始详细阐述：
“首先，夯实农业根基，但要用工业化的思维去改造农业。”他的手指点向几个沿湖、水资源丰富的乡镇，“比如这里，这里，可以由我们投资，成立专业的淡水养殖公司，规模化养殖鱼、虾、蟹，还可以配套发展鸭子养殖。这不仅能让当地农民参与获得工资性收入，还能形成新的产业。农民也成为工人，直接发工钱。农业产出支援了工业和养殖畜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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