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郊的国家行政学院。
大礼堂被改造成了一个特殊的会场，不是常见的U形或圆形，而是罕见的长条形。桌子从东到西延伸，足足有三十米长。东侧坐着北江、之江、等东部发达省份的代表，西侧坐着云西、甘州等西部省份的代表。中间是发改委和财政部的官员。
林万骁坐在桌子正中央，像一条无形的分界线。他左右看了看，左边是西装革履、神态从容的东部代表，右边是穿着相对朴素、神色凝重的西部代表。空气中有种微妙的张力。
“各位，今天这个会没有议程，没有领导讲话。”林万骁开口，声音在空旷的礼堂里回响，“就是对话。东部和西部，面对面，说说心里话。关于中央投资分配，关于绩效评价，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困难，敞开了说。”
他顿了顿：“只有一个要求，说真话。”
安静了几秒钟。东部的代表们互相看看，西部的代表们则低着头，似乎在斟酌措辞。
终于，江苏省发改委副主任李晓梅第一个开口。她今天穿了件浅灰色职业装，显得干练。
“林主任，各位西部的同事，我先抛砖引玉。”她语气平和，“我们江苏完全支持绩效评价改革。市场经济，讲究的就是效率。钱要用在刀刃上，要产生最大效益。这是对纳税人负责。”
她翻开面前的资料：“以我们申报的长江岸线整治项目为例。我们承诺，项目完成后，沿江水质提升一个等级，岸线生态恢复率达到85%，带动沿江旅游业增长20%。这些指标都能量化，都能考核。如果完不成，我们认罚。”
“但问题在于，”她话锋一转，“有些地方申报项目时，承诺得很好，但实际干得怎么样？钱花了，效益没出来。这种情况，就不应该再给钱。绩效评价就是要建立‘奖优罚劣’的机制，让干得好的多得，干得差的少得甚至不得。”
她说得很流畅，显然是精心准备过的。东部的其他代表纷纷点头。
西侧，陕西省发改委副主任老陈坐不住了。这位五十多岁的西北汉子脸色黝黑，说话带着浓重的关中口音。
“李主任说得很好，绩效很重要。”他先肯定了对方，然后话锋一转，“但我们陕西的情况不一样。我们很多项目，不是不想出效益，是客观条件不允许。”
他拿出几张照片：“大家看看，这是陕北的黄土高原。修一条路，在你们平原可能花一千万，在我们这儿得花两千万甚至三千万。为什么？要开山，要架桥，要处理滑坡。如果按‘每公里投资’来评价绩效，我们永远吃亏。”
照片在代表中传阅。沟壑纵横的黄土，蜿蜒的盘山公路，确实和东部平原的笔直大道形成鲜明对比。
“还有生态项目。”甘肃省的代表接话，“我们河西走廊的防风固沙工程，投入巨大，但直接经济效益几乎为零。它的效益是生态效益，保护的是整个北方地区的生态安全。这种效益怎么量化？难道算‘少刮了几场沙尘暴’？”
贵州省的代表说得更直接：“我们很多项目是‘兜底’的。比如偏远山区的农村饮水工程，可能就服务几十户人家，投资大，效益‘看起来’小。但你能不建吗？那些老百姓就不喝水了？”
西部的代表们越说越激动，把积压多年的委屈都倒了出来：
“东部发展早，吃了政策红利，现在要求‘公平竞争’，这公平吗？”
“我们给东部输送资源、输送劳动力，现在他们发达了，反过来嫌我们‘效率低’？”
“历史欠账怎么算？过去几十年，国家投资重点在东部，我们错过了发展机遇，现在要补课，成本更高，难度更大...”
东部的代表们脸色不好看了。广东省的代表忍不住反驳：
“话不能这么说。东部发展是靠自己干出来的，不是等靠要来的。我们招商引资，我们产业升级，我们技术创新...哪样容易？”
“就是。”浙江省的代表接话，“市场经济，优胜劣汰。不能因为过去穷，就永远要照顾。这样会养懒汉，会阻碍真正有潜力的地区发展。”
双方越说越尖锐，气氛渐渐紧张起来。
林万骁一直没插话，静静听着。这就是他想看到的，真实的矛盾，真实的诉求。只有在碰撞中，才能找到平衡点。
等双方都说得差不多了，他才开口。
“各位说得都有道理。”他先肯定双方，“东部强调效率，没错。市场经济就是要讲效率。西部强调公平，也没错。社会主义就是要追求共同富裕。”
他站起来，走到桌子中间：“但问题在于，效率和公平怎么平衡？完全按绩效分钱，西部可能永远追不上；完全按历史欠账照顾，东部可能失去积极性。”
他让工作人员打开投影，屏幕上出现一张中国地图，用不同颜色标注了各省的人均GDP、财政收入、基础设施水平等指标。
“大家看，这是现实。”林万骁指着地图，“东西部差距是客观存在的。这个差距，有历史原因，有地理原因，有政策原因。但不管什么原因，差距就在那儿，而且还在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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