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十一层会议室。
椭圆形会议桌中央堆着十几份厚厚的文件，封面都印着“绩效评价试点方案征求意见稿”的红字。林万骁坐在主位，左边是投资司司长周振华、区域司司长李春梅、产业司司长赵立军，右边是财政部、审计署的司局级干部。每个人面前都摊开着笔记本，但没人动笔。
“从上周方案下发到今天，共收到三十一个省区市和五个计划单列市的反馈意见，总计四百八十七条。”小陈站在投影幕旁，语气平稳地汇报，“其中涉及绩效评价部分的有三百零九条，占比63.4%。”
幕布上出现一个词云图，“指标难量化”“地区差异”“操作复杂”“增加负担”等词汇被放大加粗，触目惊心。
“先说说‘指标难量化’。”林万骁端起茶杯，没喝，又放下，“哪些指标最难？”
李春梅翻开面前的文件夹。这位五十出头的女司长以严谨着称，在区域司干了十五年，对各地情况了如指掌。
“最难的是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类项目。”她推了推眼镜，“比如我们区域司主管的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项目。方案要求评价‘搬迁群众稳定就业率’‘社区融入度’‘公共服务满意度’，这些怎么量化？”
她调出一份地方反馈：“苗州省的意见很典型。他们说，一个搬迁群众，今天在社区工厂上班，算‘稳定就业’；明天辞职去外地打工，算不算？社区融入度更抽象，难道要天天去问‘你融入了吗’？”
会议室里有人轻轻叹气。这些确实是实际问题。
“还有生态保护项目。”赵立军补充。这位产业司司长说话语速很快，“比如退耕还林，方案要求评价‘生态功能提升值’。但一片林子，涵养水源、固碳释氧、保护生物多样性...这么多功能，怎么用一个数字概括？学术界都争论不休。”
周振华最后开口。这位老司长经历过多次改革，说话更稳：“最麻烦的是跨区域项目。比如长江大保护，涉及十几个省。上游植树造林，生态效益可能体现在下游；上游投入，下游受益。这个绩效算谁的？怎么分？”
问题一个比一个棘手。林万骁沉默地听着，等所有人都说完，他问：“所以大家的意见是，绩效评价搞不了？”
“不是搞不了，是不能一刀切。”李春梅说得很直接，“林主任，中国太大了。东部一个村和西部一个村，可能像两个国家。用一套标准量全国，肯定出问题。”
“那怎么办？继续按老办法，谁嗓门大谁多拿钱？”
这话问得很尖锐。会议室安静下来。
“我不是反对绩效评价。”周振华打破沉默，“但改革要循序渐进。可以先从容易量化的项目开始，比如高速公路、污水处理厂。难量化的慢慢来。”
“慢慢来是多慢？”林万骁看着他，“三年？五年？老周，我们等得起，老百姓等不起。那些真正需要钱的项目等不起。”
他站起来，走到白板前，拿起马克笔。
“大家说的困难都是真的。但正因为难，才要去做。”他在白板上画了个表格，“我们一条条解决。”
“第一，指标难量化。”他写下这几个字，“那就分类指导。可量化的，硬指标；难量化的，软指标加过程评价。”
他详细解释：“比如易地扶贫搬迁，硬指标看就业率、收入增长；软指标看社区活动参与度、邻里关系；过程评价看干部走访记录、群众座谈记录。虽然不完美，但比没有强。”
“第二，地区差异。”他又写下这四个字，“那就设差异系数。山区修路和平原修路，系数不同。系数怎么定？公开算法，大家监督。”
“第三，操作复杂。”他继续写，“那就简化流程。核心指标不超过五个，表格不超过三张。能信息化就不要纸质，能共享数据就不要重复填报。”
他转过身，面对所有人：“我知道这很难，知道会有阻力。但请大家想一想，如果继续按老办法分钱，会是什么结果？”
他调出一组数据：去年中央预算内投资，有17%的项目进度滞后，有9%的项目效益不达预期，有3%的项目甚至成了“僵尸项目”钱花了，项目没动。
“这些钱，够建多少所学校？多少条路？多少医院？”林万骁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敲在人心上，“就因为我们怕麻烦，怕得罪人，就让这些钱白白浪费？”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绩效评价不是给地方添堵，是帮地方把项目做好。”林万骁回到座位，“花同样的钱，把事情办得更好，这不是坏事吧？”
一直没说话的财政部绩效司司长老黄开口了：“林主任，我支持你的思路。但有个实际问题，评价需要专业力量。地方，特别是基层，哪有这么多懂绩效评价的人？”
“培训。”林万骁早有准备，“发改委牵头，组织培训班。请专家讲课，编操作手册。另外，可以购买第三方服务，委托高校、研究机构参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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