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期间呢？”
“建设期间更夸张。”朱晓彤说，“工地24小时施工，三班倒。政府专门协调了电力、水务、交通部门，保障施工需要。高峰期有八千工人同时作业。”
他展示了几张照片：夜晚的工地灯火通明，塔吊林立；下雨天工人穿着雨衣继续施工；甚至春节期间都没有停工。
“政府给了特殊支持？”
“不是给钱给地那种支持。”朱晓彤纠正，“是服务。比如，施工需要大量混凝土，政府协调了周边的搅拌站，保证供应。运输需要大量卡车，政府协调了运输公司，还专门开了临时通道。甚至工人的住宿、吃饭，政府都帮忙协调。”
他讲了一个细节：“工厂建设需要从德国进口一批精密设备。按正常流程，报关、检验、检疫至少要两周。政府协调海关、检验检疫部门，开通绿色通道，三天就完成了。”
“这会不会违反规定？”
“没有违反，是优化流程。”朱晓彤说，“海关还是那些程序，只是各部门同步进行，而不是串联审批。检验检疫部门提前介入，在设备出厂前就完成了预检验。这是真正的‘放管服’改革。”
林万骁陷入沉思。
特斯拉工厂的成功，不仅仅是企业的成功，更是政府服务创新的成功。它证明了一件事：在中国，只要政府真想做事，效率可以很高。
“朱总，你们选择上海，除了政府的服务，还有哪些考虑？”
“完整的产业链。”朱晓彤调出地图，“以工厂为中心，100公里范围内，有电池、电机、电控、汽车电子等供应商三百多家。很多供应商就在临港，走路就能到。这大大降低了物流成本。”
“人才呢？”
“上海有同济、交大等高校，有汽车工程专业。还有上汽、大众等传统车企，培养了大量的汽车人才。”朱晓彤说，“我们招聘时，收到十几万份简历，很容易就组建了团队。”
“员工的待遇怎么样？”
“一线工人月薪8000到，工程师到，管理层更高。”朱晓彤说，“我们实行五天八小时工作制，加班严格按照国家规定付加班费。还有补充医疗保险、补充养老金、员工持股计划。”
这个待遇，在国内车企中属于上游水平。
“员工稳定性如何？”
“很好。一线工人年流失率不到5%，工程师不到10%。”朱晓彤说，“因为我们给员工提供了清晰的职业发展通道。从操作工到班组长，到主管，到经理，都有晋升机会。而且我们鼓励内部转岗，员工可以尝试不同的岗位。”
参观结束前，林万骁问了一个敏感问题：“朱总，特斯拉在中国有没有受到特殊照顾？比如税收优惠、补贴？”
朱晓彤笑了：“有，但和国内企业一样。我们享受高新技术企业15%的所得税优惠，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购车补贴和国内车企一样，没有特殊。至于土地，我们是按市场价买的，没有免费。”
“那政府给了什么？”
“给了效率，给了服务。”朱晓彤认真地说，“林主任，您知道对于企业来说，时间就是金钱。政府帮我们节省的每一分钟，都是真金白银。一个项目早投产一个月，就能早一个月产生效益。这才是最大的支持。”
这番话让林万骁深受触动。
下午，林万骁和上海市政府座谈。常务副市长李锦澜亲自参加。
“林主任，特斯拉项目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次改革。”李锦澜说，“以前我们招商引资，主要拼政策、拼优惠。你免税三年，我免税五年；你给地便宜，我给地免费。结果是恶性竞争，地方吃亏，企业也不一定满意。”
他喝了口茶：“特斯拉项目改变了我们的思路。我们不再拼优惠政策，而是拼营商环境，拼政府服务。企业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企业遇到困难，我们第一时间解决。”
“具体怎么做的？”
“首先是思想转变。”李锦澜说，“我们把政府定位从‘管理者’变成‘服务者’。不是企业求我们办事，是我们为企业服务。所有部门都要有这个意识。”
“然后是机制创新。”他继续，“成立项目专班，打破部门壁垒。企业不用一个个部门跑，专班内部协调。我们还建立了‘一网通办’平台，企业所有审批事项都可以网上办理，进度实时查询。”
“效果怎么样？”
“企业满意度大幅提高。”李锦澜说，“去年我们做了营商环境评价，企业对政府服务的满意度达到92%。更重要的是，特斯拉项目产生了示范效应。很多企业看到特斯拉的成功，主动来找我们。去年临港新引进项目投资超过2000亿。”
“有没有遇到阻力？”
“有啊。”李锦澜苦笑，“刚开始时，有些部门不适应。习惯了审批权，突然要放权；习惯了高高在上，突然要当‘店小二’。我们开了很多会，做了很多工作。最后市委书记拍板：谁不适应，谁就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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