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来自“全球知识产权联盟”（GIPA）的年度报告，在国际舆论场激起了层层涟漪。这份名为《全球版权保护环境评估排名》的报告，将中国排在了第38位，较去年还下降了两位。报告措辞尖锐，指责中国在“网络版权执法”、“平台责任落实”、“刑事打击力度”等方面存在“系统性不足”，并特别点名批评了“淘夕夕”等平台“侵权商品泛滥”。
报告发布的当天下午，林万骁的办公桌上就摆上了这份报告的全文翻译件以及舆情信息局报送的紧急舆情分析。国际版权处处长吴文华站在办公桌前，脸色凝重：“局长，GIPA这个排名在西方媒体界很有市场，BBC、CNN、《华尔街日报》都已经开始引用报道，基调对我们很不利。他们刻意忽略我们近年来的努力和成效，片面放大问题，这是在给我们即将进行的《着作权法》修订施加国际压力，也是在抹黑我们的营商环境。”
林万骁快速翻阅着报告，目光扫过那些充满偏见的结论和选择性使用的数据，脸色沉静，但眼神已然冰冷。他放下报告，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着。
“看来，有人不想让我们安安静静地搞建设，修法律。”他声音不高，却带着一股寒意，“既然他们把舆论战打到我们家门口，那我们也不能客气了。吴处长，立刻通知综合处、执法监管处、着作权管理处、社会服务处负责人，半小时后小会议室开会。另外，联系与我们合作密切的几家国内权威智库和高校研究中心，请他们的负责人也一起参加视频会议。”
“是，局长！”吴文华精神一振，立刻转身去安排。
半小时后，版权局的小会议室内气氛紧张。各处负责人和几位屏幕上的专家学者都面色严肃。大家都知道，这场突如其来的国际舆论战，必须打赢，否则不仅影响国家形象，更会干扰国内立法和执法进程。
林万骁没有多余的废话，直接定下调子：“GIPA这份报告，来者不善。我们不能被动挨打，必须主动出击，用事实和数据说话，坚决回击这种不实指责。我们的目标有三个：第一，揭露其排名的不公正性和方法论缺陷；第二，系统展示我国版权保护取得的真实进展和成效；第三，争取国际社会客观理性的声音。”
他环视众人，开始部署任务：“赵处长，你负责统筹，确保各部门协同。孙处长，你们执法监管处，立刻整理过去三年我们查处网络侵权盗版案件的具体数据，特别是关闭网站、处置链接、罚款金额、移送司法机关等硬指标，要分门别类，清晰可比。同时，搜集整理美国、欧盟在类似问题上的执法数据和案例，进行横向对比。”
“明白！”孙明远立刻记录。
“陈处长，你们着作权管理处，负责梳理我们近年来在着作权法律体系建设、修法进程、平台责任界定、着作权集体管理等方面的具体举措和立法成果，形成清晰的脉络图。”
“李处长，社会服务处负责提供我们支持小微权利人、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开展全民版权普法宣传的具体案例和成效数据，要生动，有说服力。”
“吴处长，你们国际版权处任务最重。第一，负责将我们汇总的资料，编译成高质量的英文报告和新闻稿，数据要准确，论证要严谨，同时要通俗易懂，符合国际传播规律。第二，立刻联系我们在WIPO、‘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版权主管部门的合作关系，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第三，主动设置议题，组织国内权威专家在国际主流媒体和学术期刊上发表署名文章，接受外媒采访，直接发出我们的声音。”
他又看向屏幕上的几位智库专家：“王教授、李院长，烦请你们从学术角度，深入剖析GIPA排名指标体系存在的偏见和漏洞，比如其数据来源的局限性、指标权重设置的主观性、以及对发展中国家国情差异的忽视等，形成专业的分析文章，为我们提供理论弹药。”
任务分派下去，整个版权管理局高速运转起来。接下来的几天，办公楼里灯火通明。执法监管处的办公室里，键盘敲击声和打印机的嗡鸣声不绝于耳，孙明远带着手下骨干，连夜核对一个个案例编号和罚没金额；着作权管理处的灯光也亮到深夜，陈志刚亲自把关法律条款的英文表述准确性；吴文华则不停地打着越洋电话，协调着各种国际资源。
林万骁坐镇中枢，不时听取汇报，协调难点。他特别强调：“我们的报告，不能只是空洞的反驳，必须用对方听得懂的语言，用扎实的数据和案例说话。比如，他们指责我们平台责任不力，我们就要拿出‘淘夕夕’等平台被我们责令下架侵权商品、处以高额罚款的具体案例和数据；他们指责执法不力，我们就要列出每年投入的执法人力物力，以及案件数量的逐年下降趋势。”
一周后，一份厚达百余页、图文并茂、数据翔实的《中国版权保护现状与进展，事实与数据》报告（中英文版）正式定稿。报告没有情绪化的指责，而是冷静地列举了自2018年以来，中国在版权立法、司法保护、行政执法、社会服务、国际合作等五个方面取得的显着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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