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昇做了防化连的司务长。
他把秀娥的照片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照片上的秀娥穿着蓝布褂子，戴着红色的发卡，笑得眉眼弯弯。
每次处理完连队的后勤事务，他都会打开抽屉看一眼照片，然后在心里告诉自己：要好好干，不能辜负秀娥，不能辜负她用命护着的这份前程。
营区里的人都说，德昇当了司务长后，做事比以前更认真了。
战士们的被子薄了，他第一时间申请发放新棉被；训练场上的饮用水不够了，他顶着烈日开车去镇上拉；就连家属院的老人想喝鲜牛奶，他都记在本子上，每天让炊事班帮忙订。
时常有人看见德昇站在营区的河边，对着远方发呆。手里攥着一支红色的发卡，阳光照在他脸上，分不清是泪水还是河水的反光。
没有人知道，德昇的沉默寡言里，埋藏着一段怎样沉甸甸的心事。
乌兰浩特的风，一年年吹过营区的白杨树。大辽河的水，一年年向东流淌。
风从北方吹来，带着煤烟与尘土的味道，也带着一种说不清的躁动。
张义芝站在派出所门口，手里攥着一张红头文件，指节发白。她刚被王所长叫去谈话，说是要她担任街道的“纪律组长”。
“四嫂子，四哥活着的时候就仗义，如今月英和小季都是革命小将，这是革命需要，也是组织上信任你。”王所长说话时，眼神里带着一丝不容拒绝的意味。
张义芝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她知道，这不是荣誉，而是一种安排，也是一种“照顾”。
丈夫只是托词，家里那两个分属对立面的小祖宗，才让人头疼。
她的两个孩子，刘月英和刘季，如今都成了“革命小将”。
月英是大闺女，二十出头，文笔犀利，是“大联畴”宣传组的骨干，写起大字报来一套一套的，连区里的头头都夸她“有理论水平”。
小儿子刘季，刚满十八，血气方刚，是“五一六”兵团的小头目，带着一群半大孩子，天天在街上刷标语、喊口号，气势汹汹。
他们都不常回家。
家，对他们来说，是旧世界的象征，是“黑五类”的温床。他们在外面闹革命，忙着“破四旧、立四新”，忙着“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但每年到了父亲的祭日，他们都会回来，哪怕只是站一站，点一根纸烟，插在父亲的坟前。
今年的祭日，天刚蒙蒙亮，张义芝就起了床。她煮了一锅玉米粥，蒸了几个红薯，摆在里屋的小炕桌上。
又准备好了馒头和烧纸，堆在炕梢。
她知道，月英和小季会回来。哪怕他们嘴里不说，心里还是记得的。
果然，天一亮，月英先回来了。她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臂上戴着红袖章，头发剪得短短的，像男孩子。
她一进门，就闻到粥香，眼睛也瞥见了炕梢的祭品，皱了皱眉：“妈，你还搞这些封建迷信？”
张义芝没说话，只是把一碗粥推到她面前。
不一会儿，小季也回来了，带着一身寒气。他更高了，肩膀也宽了，脸上却还带着少年的稚气。
他看了月英一眼，没打招呼，自己盛了粥，蹲在门槛上吃。
屋里静得可怕。
“你们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张义芝往搪瓷碗里添了勺腌萝卜，“你们俩......”
“妈，我们知道。”月英打断她，从帆布包里掏出叠得整整齐齐的黑纱，“大联畴”的油印传单从夹层滑出，头版赫然印着“打倒二月逆流”的黑体字。
“当然记得。是父亲祭日。祭奠的祭，”小季纠正她，“他不是自然死的，他是被害死的。”
“被害？”月英冷笑一声，“小鬼子都走了多少年了，谁叫他非去给小鬼子挖菜窖，不挖菜窖哪能得一身病，落炕好几年。”
“你胡说！”小季猛地站起来，碗摔在地上，“他是被你们‘大联畴’逼死的！你们那套‘文攻武卫’，揭发历史问题，根本就是法西斯！”
“你们‘五一六’才是法西斯！”月英也站起来，声音尖利，“你们打着红旗反红旗，破坏革命秩序，是反革命暴徒！”
“你才是反革命！”
“你是！”
两人吵得面红耳赤，张义芝坐在一旁，像一尊石像。
她早就习惯了。自从丈夫死后，这两个孩子就像两条岔开的河，越流越远，越流越急。她劝过，哭过，甚至闹过，但没用。
他们眼里只有“路线”，没有“亲情”。
小季突然把筷子拍在桌上：“大姐，你那套保皇派理论该改改了！五一六兵团才是真正执行真正的革命路线！”
张义芝的勺子掉进粥盆，溅起的米汤在粗陶碗沿烫出几个白点。
她看着两个孩子涨红的脸，突然想起庆云去世前那个雨夜。如果他没走，会怎样呢？会支持闺女，还是支持儿子呢？
月英吵不过小季，摔门而去。
小季也气呼呼地喝粥，一碗粥没喝完，有人敲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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