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二的晨光，带着东北特有的清冽洒下来。薄薄的一层霜花还赖在公房区土坯墙的沟壑里，不肯轻易化去。
夏德昇紧了紧洗得泛白的军棉袄领口，踩着冻得硬邦邦的泥土路，踏进了盘山城里。
他特意换下了崭新的军装，穿着一身半旧的深蓝布便服，更像个探亲的普通青年。
口袋里揣着几块部队发的、硬得像砖头似的压缩饼干。部队发的东西，在地方总是新奇的。那是他省下来，带给二姐桂珍家的年礼。
毕竟是头一次登门，德昇想了想，又绕道城里的工农兵商店，买了两盒点心，两瓶永顺泉白酒。
桂珍家住在公房区，一排排的红砖房在冬日稀薄的阳光下，显得格外齐整，比他想象中要气派得多。
窄窄的过道横竖交错，将房屋分割得如同棋盘，竟隐隐透出几分军营般的秩序感。
德昇心头微动，这熟悉的格局让他想起连队整齐划一的营房。
他循着门牌号，在纵横的巷子里穿行，空气中弥漫着煤烟、冻土和远处飘来的、稀稀拉拉的鞭炮硝烟混合的气息。终于，在一扇虚掩着的、漆色斑驳的木门前，他停下了脚步。
门里，清晰地传出“嗒嗒嗒……嗒嗒嗒……”富有节奏的缝纫机踏板声，像一支勤劳而单调的歌谣。
他轻轻的推开院门。院子很小，堆着一堆煤块，用旧砖头垒着池子。池子旁边的劈柴垛累得整整齐齐的。
德昇穿过院子，直奔堂屋。屋子里的光线有些昏暗，窗户玻璃上结着冰花，阻挡了大部分阳光。
一个瘦削的身影正伏在一架老旧的缝纫机前，侧面对着门口。缝纫机头随着她熟练的动作上下起伏，针脚细密地行走在裤子的补丁上。
听到门轴“吱呀”的轻响，那身影猛地一顿，随即带着几分警惕和疑惑扭过头来。
当看清门口站着的人时，她浑浊的眼睛瞬间睁大了，手中的顶针“叮”一声脆响，掉落在水泥地上，骨碌碌滚出老远。
“德昇？！”桂珍的声音带着难以置信的颤抖，她慌忙站起身，动作太急，带倒了旁边的线笸箩，各色线轴滚了一地。
“你…你咋回来了？部队放假了？”她比几年前德昇离家时瘦削了许多，颧骨微凸，脸色透着操劳过度的蜡黄。
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工装裤，膝盖和屁股处都打着厚厚的、针脚细密的补丁。旁边放着一个悠车子，里面的孩子看不清楚是男孩还是女孩，闭着眼睛，睡得香甜。
最刺眼的是，她那梳得一丝不苟的鬓角，竟已悄然爬上了一层灰白的发丝，如同冬日枯草上的霜痕。
德昇喉头有些发紧，弯腰帮她捡起顶针和线轴，尽量让声音显得平稳：“嗯，二姐，过年有几天假。我…我回来看看。”
他看着这间不大的屋子，陈设极其简单，一张掉了漆的方桌，几把吱呀作响的木椅，墙角堆着些临时用的煤块和引火的劈柴。
唯一的亮色，是墙上挂着的一张用玻璃镜框装裱起来的“先进生产者”奖状，落款是“盘山农场国营制绳厂”。
这时，里屋的门帘掀开了。一个中等身材、面容清癯的男人走了出来。
他走路时右腿有些微跛，动作却不失沉稳。
穿着同样洗旧的蓝色工装，胸前一枚擦拭得锃亮的“为人民服务”红底金字像章，在幽暗的光线下显得格外醒目。
正是桂珍的丈夫，老吴头儿——吴振贵。
他原本略显严肃板正的脸上，在看到德昇时，露出了发自内心的温和笑容，眼角的皱纹都舒展了开来。
“德昇同志来了？”老吴的声音带着一种历经世事的沙哑，却很亲切，“快进屋坐！外头冷。”他热情地招呼着，转身去倒水。
“姐夫，别忙活，我这就坐。”德昇赶紧应道，心头涌起一股暖流。
老吴头儿是县武装部的干事，老盘山有名的战斗英雄，残废军人。德昇早就听说他是个耿直本分的人。
桂珍二姐能跟了他，虽然日子清苦，德昇心里是踏实放心的。
只是看着他微跛的腿，德昇心里还是有些不是滋味，荣耀再多，却也无法抚平身体的伤痛。
德昇把年礼放在锅台上。
三人进了屋，围坐在方桌旁。桂珍冲了一茶缸热气腾腾的麦乳精，老吴热情地推到德昇面前。
德昇注意到，桂珍的目光在老吴的手上，停留了片刻。
那只手骨节粗大，布满老茧，动作显得不那么灵活。但桂珍的眼神里没有抱怨，只有一种深沉的、饱经风霜后的平静和不易察觉的怜惜。
这眼神让德昇心头一震，那是生活重压下，依然选择相濡以沫的坚韧。
“家里…都还好？”德昇捧着茶缸暖手，低声问。
“好，都好。”桂珍点点头，麻利地把缝纫机上的活儿收尾，“红利一大早就跟邻居孩子疯跑出去玩了，不到饭点不着家。”她顿了顿，声音更重了些。
老吴在一旁憨厚地笑着，“你来就来呗，还拿啥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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