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副支队长被捕，赵副市长被控制谈话，陈海的口供和证据链条不断夯实……江省的动作如同密集的鼓点，敲在紧绷的局势上，也必然惊动了更高层。
李毅飞很清楚，仅仅依靠江省省委的支持，并不足以应对接下来可能来自京城核心圈层的反扑。
尤其是那个代号“青山”的阴影，像一把悬在头顶的利剑。
他必须将战火烧到对方的后院，在更高的层面上争取主动，或者说，寻求庇护。
但他不能直接去找岳父苏保国。
那样做，等于将一场本应基于事实和法律的斗争，彻底拖入派系倾轧的泥潭，不仅会授人以柄，更会让苏保国陷入被动，甚至可能被对方攻击为“以权谋私”、“干预地方”。
苏保国之前的提醒，也暗示了这一点——他必须自己先站稳，拿出过硬的东西。
那么，交给谁？
李毅飞想起了那个给他打过匿名电话、提醒他小心“部委暗手”的京城号码。
这个号码，以及对方的提醒，存在一定的可信基础：第一，对方提醒的“部委暗手”与后来张处长的出现、以及某些部委层面的舆论施压高度吻合，证明其信息渠道至少是部分真实的。
第二，对方提醒的时机，是在谈判之后、压力初显之时，带有预警性质，而非事后诸葛亮或诱导。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对方能直接联系到他这个省委常委的私人手机，且能大致判断出“京城有人盯着”，这种能量层级，不太可能是普通角色或纯粹故弄玄虚。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完全信任，但至少是一个可以谨慎试探的渠道。
更重要的是，他想起了当初布置这项“摸底核查”任务的源头——京城那个直接向他下达指令、由某位高层领导牵头的“协调小组”。
这个小组的存在本身，就代表了某种超越地方、甚至超越单个部委的意志。
将证据提交给这个小组，既是最正规的渠道，也能最大程度地避开可能来自“青山”及其关联势力的干扰。
为什么不直接视频或电话汇报？
李毅飞考虑过，但很快否决了。
第一，协调小组的运作模式通常高度保密，直接联络方式属于核心机密，不会轻易下放给他这个层级的地方官员。
当初任务下达也是通过严格程序，而非个人直接联系。
第二，涉密等级极高，尤其是涉及“青山”这种可能牵扯极深的内容，任何实时通讯都有泄密或被技术截获的风险。
第三，正式的、有据可查的书面（加密）汇报，本身就是一种郑重其事的程序，比一通电话或视频更具分量，也更符合组织原则。
他决定双线并行，但主次分明。
他首先拨通了那个匿名号码。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对方没有出声。
“我是李毅飞。”他自报家门，声音平稳，“感谢之前的提醒，江省方面已取得关键突破，案件性质严重。
我需要通过最稳妥的渠道，向最初布置任务的协调小组做紧急书面汇报，确保信息直达，不受干扰。您能否指路？”
他没有提及具体案情和“青山”，只是试探对方对“协调小组”和“汇报渠道”的认知。这是一种谨慎的验证。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传来一个经过处理的、分辨不出年龄性别的声音，语速很快：“材料要精简，事实为主，证据摘要附关键截图，敏感线索单独加密备注，可提怀疑，不做定性。
收件人写‘协调小组办公室 王主任’，通过你们省委机要局‘特急专送’渠道，走‘甲A’密级序列，今晚零点前发出。
此渠道理论上直通，但非绝对，慎言。另，苏副总已知你处压力，未表态，但让你稳住。”
最后这句话，让李毅飞心中一震。
对方不仅知道“协调小组办公室王主任”和“特急专送甲A序列”这种非常具体的机密信息，还知道岳父苏保国的态度（“未表态”符合苏保国一贯不直接干预的风格，但“让你稳住”则是一种间接的、非正式的关注）。
这极大地增加了对方的可信度。
对方很可能确实是岳父那条线上或者与协调小组有密切关联的某个核心环节人物，只是出于各种原因不能直接现身。
“明白。谢谢。”李毅飞没有多问，道谢后挂断电话。
对方给出的信息已经足够具体和关键，尤其是提到了岳父的间接态度，这本身也是一种隐形的“担保”。
李毅飞立刻着手准备汇报材料。
他亲自操刀，撰写了一份不足三页的情况紧急汇报。
第一页，概述案件性质（经济犯罪与职务犯罪交织）、主要嫌疑人（陈振华、陈海父子及地方保护伞）、涉案金额预估、已采取强制措施情况。
第二页，列举已固定的核心证据类别：陈海口供及录音、离岸资金流水、陈振华签字文件、环评造假原始材料、郑副支队长等人受贿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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