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深秋的采摘之后，吴家地里的棉花陆陆续续都被摘了回来。堂屋的地上，堆满了小山似的、雪白蓬松的棉花朵儿，散发着阳光和泥土混合的干燥气息。这气息是丰收的味道，也意味着一年中一项重要任务的到来——交公粮。
交公粮的日子，是吴建军一年中为数不多必须去镇上的日子之一，郑重得如同一个仪式。天还没亮透，墨蓝色的天幕上还挂着几颗稀疏的寒星，院子里就响起了父亲刻意放轻的脚步声和整理东西的窸窣声。吴普同被母亲从暖和的被窝里轻轻摇醒。
“同同，快起来，今儿跟你爹去镇上。”李秀云的声音带着清晨的沙哑，但很清晰。她手里拿着一件厚实些的旧棉袄，准备给儿子套上。
吴普同迷迷糊糊地坐起来，揉着眼睛。冰冷的空气让他瞬间清醒了不少，想到能去镇上，心里那点残存的睡意立刻被兴奋取代。他飞快地穿好衣服，趿拉着旧布鞋就往外跑。院子里，父亲吴建军正在做最后的准备。
一辆木制的人力板车（当地也叫“地排车”或“拉拉车”）停在院子中央。车上整整齐齐码放着六个巨大的包裹，都用崭新的、厚实的白色苫布包得严严实实，再用粗麻绳纵横交错地捆扎得结结实实。每一个包裹都鼓鼓囊囊，像一座座微型的雪山。这就是全家一年辛苦劳作收获的、品质最好的籽棉。
父亲正用力地勒紧最后一根麻绳，手臂上的肌肉绷紧，额角渗出汗珠。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灰的旧棉袄，袖口磨得油亮。脚上是一双沾满泥巴的解放鞋，鞋帮上还打着补丁。空气中弥漫着新棉布和棉花的混合气味，清冷而干净。
“爹，都弄好啦？”吴普同凑过去，好奇地摸了摸那硬邦邦的苫布包。
“嗯。”吴建军应了一声，没有多余的话。他检查了一下车轴和轱辘，又紧了紧车辕上的套绳。这辆车承载的重量，关系着家里一年的生活费用。
母亲李秀云端着两个热气腾腾的红薯面饼子出来，塞到吴建军手里一个，又递给吴普同一个。“路上垫垫肚子，到了镇上别乱跑，跟着你爹。”她仔细地帮吴普同把棉袄的扣子扣好，又理了理他乱糟糟的头发，眼神里满是叮嘱。
“知道了，妈！”吴普同捧着热乎乎的红薯面饼子，咬了一大口，含糊地应着。
吴建军把另一个红薯面饼子揣进怀里，走到车辕中间，弯下腰，将粗糙的套绳搭在自己宽阔的肩膀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猛地一挺身。
“嘿——哟！”
伴随着一声低沉的发力声，沉重的板车轱辘开始艰难地转动起来，发出“吱吱呀呀”的呻吟，碾过院子里坑洼不平的泥土地。六个大棉包加起来足有七八百斤重，全靠父亲一个人的肩膀和腰力拉动。
吴普同被母亲抱起来，放到了板车最前面、两个棉包之间特意留出的一个狭小空隙里。那里铺着一小块破麻袋，算是他的“座位”。坐在这里，他的视野被两边高耸的白色“雪山”夹着，只能看到前方父亲弓起的背影和一小片不断延伸的土路。
“坐稳了！”父亲低沉地嘱咐了一句，再次发力，板车终于驶出了院门，碾上了村外那条通往镇上的土路。
深秋清晨的寒气像细密的针，刺在裸露的皮肤上。吴普同裹紧了棉袄，把脸埋进领口。他新奇地看着两边的景物在晨曦中缓缓倒退：光秃秃的杨树枝桠直刺灰蓝色的天空，蒙着白霜的田野静悄悄的，偶尔有早起的麻雀扑棱棱飞过。车轮碾过硬邦邦的车辙，颠簸得厉害，吴普同的小屁股被硌得生疼，但他忍着，心里充满了对镇上的向往。
父亲拉着车，一步一步，走得很稳，但也很慢。他低着头，身体前倾成一个很大的角度，整个力量都集中在肩膀和腰腿上。粗重的呼吸化作一团团白气，在他面前缭绕、消散。汗水很快浸湿了他后颈的衣领，在寒冷的空气里蒸腾着微弱的热气。那条粗糙的套绳，深深勒进他厚实的棉袄里，仿佛要嵌进他的骨头。
吴普同看着父亲佝偻的背影，听着他沉重的喘息，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到“重量”这个词的含义。这重量不仅仅是车上那六座“雪山”，更是压在父亲肩上一家人生计的分量。他不再觉得颠簸有趣了，小小的心里升起一种莫名的、沉甸甸的感觉。
为了驱散这份沉重，也为了给自己和父亲鼓劲，吴普同开始哼起歌来。他不懂什么成调的曲子，只是把从村里广播喇叭和别的孩子那里听来的零碎片段，加上自己胡乱的编造，咿咿呀呀地唱出来：
“棉花白呀白又白，爹拉车呀走得快……公社大门宽又宽，卖完棉花好过年……啦啦啦，小汽车，嘀嘀嘀……”
童稚的、不成调的歌声，在寂静清冷的乡间土路上飘荡，带着一种天真的、不合时宜的欢快。吴建军没有回头，也没有说话，只是在他哼得特别大声时，嘴角似乎极其微弱地向上牵动了一下，随即又恢复了那副沉默坚忍的神情。儿子的歌声，或许是他沉重跋涉中唯一的一点慰藉和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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