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近乎呓语般的呢喃，像一枚枚细小的楔子，锲而不舍地钻进林枫的耳膜。
他摘下耳机，凌晨四点的寂静让耳鸣声变得格外尖锐。
他不是在听故事，他是在辨认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祷文。
“我不算啥大人物”“我就是个开小卖部的”“我一个退休老师，说的话没人听”……这些开场白，乍一听是自谦，甚至带着一丝怯懦，仿佛在为自己接下来要说的话撇清分量。
可一旦“王姨”或“王桂芳”这个名字被提及，那种卑微的、试探的语气便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固执的坚定。
声音的纹理会立刻变得清晰、厚重，充满了不容置疑的细节。
林枫靠在椅背上，双眼因布满血丝而酸涩刺痛。
一个念头像闪电划破浓雾，瞬间照亮了他混沌的思绪。
他明白了。
这些人，这些被信衡科技定义为“无关紧要的社会关系”的普通人，他们反复强调自己的渺小，不是为了证明王姨有多么伟大、多么值得同情。
他们是在确认自己。
在强大的资本与舆论机器面前，个体记忆的真实性正在被瓦解。
他们害怕自己的记忆是错的，是虚构的，是无足轻重的。
所以，他们必须先用一句“我不是什么大人物”作为心理铺垫，像是在对自己说：就算我记错了，也没关系，因为我本就无足轻重。
可当他们开始讲述时，那些刻骨铭心的细节又让他们确信，自己的记忆无比真实。
这矛盾的开场，恰恰是他们对抗遗忘、对抗虚无时，最真实的心理防线。
“我们搞错了方向。”林枫喃喃自语，眼中重新燃起灼热的光芒。
他删掉了电脑里那个名为“证言录音合集”的文件夹。
仅仅是声音的堆砌，力量太分散了。
他要做的，不是一部广播剧，而是一部无法被忽视的纪录片，一部由无数普通人面孔构成的，名为“证据”的影像诗。
他立刻在小群里发出了新的指令：“放弃音频合集，转为视频剪辑。所有素材剪成三十秒以内的片段，统一格式，只有一个核心要求——每个人，必须正对镜头，清晰地说出那句话。”
他打下一行字，作为这部纪录片的唯一片名，也是贯穿始终的核心：“我认识她。”
赵子轩几乎是秒回：“剪辑交给我。”
但出乎林枫意料的是，赵子轩拒绝使用任何专业的剪辑软件。
他冲出活动室，半小时后，带着一台老式打印机和几大卷窄条打印纸回来。
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将每一段语音都用软件转化成文字，然后逐一打印出来。
那些窄长的、如同心电图般的纸条，被他用图钉密密麻麻地钉在活动室最大的一面墙上。
白色墙壁很快被文字的潮水淹没。
赵子轩像一个在自己精神世界里巡游的梦游者，在这面墙前缓缓踱步，伸出手指，轻声读着那些从冰冷打印机里吐出的，却带着体温的句子。
“我叫阿勇，是送外卖的。有一年夏天雨最大的那个晚上，水淹了半个轮胎，我躲在王姨家屋檐下，她非让我进堂屋睡了一宿，还用取暖器帮我把湿透的外卖箱一点点烘干了……”
“我叫陈静，是社区诊所的医生。王姨走之前，清醒时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小陈，等会儿我那犟孙子来了，千万别让他知道我疼，他会哭’。”
“我叫李师傅，是看公共厕所的。她说我是城市的美容师，每天早上扫完街，都会给我带个热乎的白面馒头……”
赵子轩退后几步，看着这面由无数人的记忆碎片拼成的墙。
这不再是一面冰冷的墙壁，而是一堵由血肉、情感和共同经历筑成的人墙。
他举起手机，对着这壮观又悲怆的景象拍下一张全景照片，没有加任何滤镜，直接发到了自己的社交平台。
配文只有一句话：“这不是数据，是人墙。”
几乎在同时，陈默的指尖在键盘上敲出了最后一行代码，一连串急促的警报声在他耳边响起。
他冷静地切断了数据流，屏幕上跳出一个红色警告框：“目标IP已被信衡科技法务部锁定，已向当地通信运营商发出‘非法集会信息传播’紧急协查函，预计三十分钟内完成物理断网。”
“来了。”陈默低语一声，没有丝毫慌乱，立刻启动了B计划。
他编写的程序如同一条贪食蛇，瞬间将汇总来的所有证言音频文件吞噬、拆解，切分成一百二十八段不足三十秒的细碎片段。
另一边，早已准备好的一个名为“原野的风——独立民谣音乐人未发布合辑”的压缩包被激活。
一百二十八首风格相近、旋律简单的民谣歌曲，被他的程序强行植入了这些音频碎片。
它们没有被放在开头或结尾，而是像幽灵一样，被精准地嵌入到每首歌副歌结束后的间隙，恰好在两分十七秒的位置。
在那里，会有一个极轻微的、几乎与伴奏融为一体的声音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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