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怀远那番关于飞机火箭的宏伟展望，如同在众人心中点燃了一束耀眼的烟花，照亮了遥远而令人神往的未来图景。那晚之后的好几天，林瀚章走在厂区里，都觉得脚下的土地更加坚实，头顶的天空更加开阔。一种“未来可期”的豪情，短暂地压过了日常工作的疲惫。
然而，历史的洪流从不因个人的美好愿景而改变方向。就在人们还沉浸在对未来的畅想中时，一股潜藏的、冰冷的暗流，已经开始悄然涌动，最初是以一种极其微妙、甚至令人疑为错觉的方式显现。
最先察觉到异常的，是负责设备维修和备件管理的供应科长老李。那是一个普通的周一早晨，他照例翻看着刚刚从邮局取回来的函件和提货单，眉头渐渐锁紧。
“奇怪…”他喃喃自语，手指点着桌上的一份文件，“这批ЦШ-5型齿轮箱的备件，按计划上周就该到了，怎么提货单还没来？那边从来没拖延过啊…”
他拿起电话，摇通了长途，试图联系负责发货的苏方对口单位。电话接通了，那边的语气依旧客气，但回答却变得有些含糊其辞：“李同志，请再耐心等待一下。最近运输线路有些调整，手续上也…嗯，有些新的要求，我们需要时间处理。”
新的要求？什么要求？老李追问，对方却只是打着官腔，说不出了所以然。
几乎在同一时间，技术科的冯技术员也遇到了怪事。他按照计划，写信向之前合作愉快的一位苏联专家顾问索要一份之前约定好的、关于大型锻件内部应力消除的最新工艺参考资料。往常，这类请求很快就能得到回应，有时甚至会收到对方额外寄来的相关论文。但这一次，信仿佛石沉大海，足足过了两周，才收到一封极其简短的回信，措辞礼貌却冰冷：“冯技术员同志，您所请求的资料涉及特定工艺细节，暂无法提供。建议您参阅已交付的基础技术手册。”
已交付的基础手册？那都是几年前的东西了！冯技术员捏着信纸，愣在原地，一种说不出的别扭感萦绕心头。
这些看似孤立的、微不足道的事件，像零星飘落的冰冷雨点，起初并未引起太多注意。大家更愿意将其解释为临时的、局部的沟通问题或效率波动。
但很快，雨点变得密集起来。
一台关键的大型龙门吊车（КП-80型，苏联制造）的主电机烧毁了。按照惯例，应立即向苏方订购备用电机并请求派专家现场指导更换。然而，订购电机的电报发出去，如泥牛入海。反复催问，得到的答复先是“正在安排”，后是“该型号电机生产线已调整，需等待”，最后干脆变成了“建议你方尝试自行修复或寻找替代方案”。
自行修复？这种精密电机，国内根本没有能力生产！寻找替代？型号、接口、参数完全不同，如何替代？
厂里不得不组织石师傅等技术最好的老师傅，冒着风险，日夜不停地拆解、尝试修复那台烧得一塌糊涂的电机，进展缓慢，严重影响了车间的物料调度。
与此同时，人们逐渐发现，厂里那几位尚未撤离的苏联专家的行为模式，发生了微妙而一致的变化。
以往，这些“老大哥”专家虽然有时带着些优越感，但工作态度大多认真负责，尤其在技术问题上，往往倾囊相授，甚至会主动指出中国工人操作中的不当之处，耐心演示。休息时，他们会和中国工友们一起抽烟、聊天，虽然语言不通，但连比划带笑，气氛融洽。阿廖莎就是其中最活跃、最受欢迎的一个。
但现在，他们变得格外“守规矩”。上班准时来，下班准时走，绝不多停留一分钟。技术讨论时，他们变得异常谨慎，严格限定在已有合同和协议框架内的问题，对于任何延伸的、探索性的技术提问，要么沉默以对，要么就用“这个问题需要上级决定”、“不符合现行规程”等套话搪塞。他们不再主动提供任何建议，甚至对中国技术人员的一些尝试性创新，也保持沉默，不肯定也不否定。
休息时，他们更多地聚在一起，用俄语低声交谈，看到中国同事靠近，便会自然地停止谈话，露出略显尴尬的微笑。那种无形的隔阂感，像一层透明的玻璃墙，悄然竖立了起来。
阿廖莎的变化尤其让人感到不适。他不再是那个热情洋溢、喜欢拍着林瀚章肩膀用生硬汉语说“林！好同志！”的年轻工程师。他变得沉默寡言，眼神时常回避与他人的接触。有一次，林瀚章拿着“争气钢”量产过程中遇到的一个淬火工艺问题想去请教他（这原本是阿廖莎擅长的领域），却看到他正匆忙地将一些图纸和笔记塞进自己的公文包，动作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看到林瀚章，他明显吓了一跳，随即强自镇定地敷衍了几句，便借口有事匆匆离开了。
所有这些细微的、反常的迹象，零零碎碎地汇集到一起，终于形成了一种无法忽视的、令人窒息的低气压，沉沉地笼罩在工厂上空。一种模糊却日益清晰的不安感，在干部和技术骨干中间蔓延开来。食堂里、办公室，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各种猜测和小道消息开始悄悄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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