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情感上来讲，我是愿意相信他所说的是事实的，但是，情感归情感，法律归法律，作为一名律师，我知道当事人这样的说法并不足以让检察官在法律上的到认可的，我建议他就不要在法庭上从这个角度上说什么了，省的让人觉得贻笑大方，想通过所谓的‘不知者无罪’的角度来为自己辩解，大家一定会觉得这个人想脱罪想疯了；
但我的当事人，他没有这么多的利弊权衡，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怎么说了，只是按照自己内心的感受走，他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一定要说出来，因为他在说这个角度的时候，有个很大的前提，就是他是认罪的，他不是想为自己脱罪才说这个角度的，这一点，我想请大家注意；
话说回来，就像那位被判犯罪的农民一样，我们许多的相关判决，都与一般民众的看法相去甚远，那么我们不禁要拷问下检察官，到底是普通民众的真实感受具有朴素的正确性呢，还是经过司法程序后的法官的裁决具有法律的正当性呢?哪个更重要些？还是说必须要维护法律的正当性，感受的正确性与法律无关？”
宋律师说完，看向对面的公诉人。
“公诉人有什么要说的吗”？法官问道。
胡检察官摇了摇头，站起身来说道：“本来，被告人提到了这一点后，我们不愿意与之进行论述的，但是，既然辩护人不依不饶，再不论述一下，好像我们是真的冤枉了被告人一样。
你们所追问的，‘不知者无罪’在执法过程中的考量和采用标准的问题，这个问题，历史上也早已有之。
夏朝出现的一个刑法原则叫做‘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意思是说在处理两可的疑难案件时，宁可偏宽不依常法，也不能错杀无辜。这是沿用了舜帝时的刑官皋陶执法时奉行的原则；
皋陶说：“帝德无失误，简约治民，宽缓御众；刑罚不及于子孙，奖赏施及后代；宽宥过失不论罪多大，处罚故意犯罪不问罪多小；罪可疑时从轻，功可疑时从重；与其杀掉无罪的人，宁可自己陷于不常的罪。帝爱生命的美意，合于民心，因此人民就不冒犯官吏......”
西周时期为保证适用法律的谨慎，防止错杀无辜，凡是疑难案件，都采取了从轻处断或赦免的办法，这些刑法背后的考量对后世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晏子春秋》里也有记载一个小故事，说是：齐景公喜欢槐树，下令官吏小心守护它，并且立起木桩悬挂了告示，命令说‘冲撞槐树者判刑，伤害槐树者判死罪’，有个人没看到命令，喝醉酒撞上了槐树，齐景公听到后说‘这个人最先触犯了我的命令’，立即派官吏拘捕了他，将对他加罪惩处；
撞树者的女儿前往晏子家去求情说理，她请门人报说:“小女子是靠近城郭的百姓，有话请求对相国说,由于忍不住自己的欲望，希望能在相国的后院里充一充数；
晏子听了这些话，笑有说:“晏婴难道是个沉迷于美色的人么?为什么这样大的年纪了，还有女子来投奔我呢?虽然如此，这件事一定另有缘故。”就让她进来；
晏子在远处望见她，自语道:“奇怪啊!她一定有很深的忧虑。”女子进屋后晏子问她说:“你忧愁的是什么呢?”
女子答道:“国君在槐树旁立下木桩悬挂了一道命令冲撞槐树者判刑，伤害槐树者判死罪。我的父亲没出息，没有听说这道命令，喝醉酒后冲撞了槐树，官吏将对他加罪惩处；
我曾听说过，英明的君主治国立法，不会减少，不会加重刑罚，并且不会因为私愤而损害公法，不会为了禽兽而伤害百姓，不会为了草木伤害禽兽，不会为了野草伤害禾苗；
我们的国君却要因为一棵槐树的原因而杀掉我的父亲使我成为孤儿，这样的命令已经在百姓中传开，并在国中成为法令了。宰相晏子为此事劝说齐景公，说此人不知道法令，是无辜的；
“刑杀不辜，谓之赋”，是国之大忌，齐景公接受晏子的意见，将此人释放，并废除伤槐之法。
伤槐一事涉及刑法上的认识错误，行为人在实施某行为，并不知行为构成犯罪，在晏子看来，就不能治罪，这其实也是“不知者无罪”观念的另一种体现。
之所以说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很多问题检察官不去争辩，并不是因为不懂、不知道，只是考虑到这样的争辩在法庭上面有没有意义。
是，被告人和辩护人一直说对于此案要考虑‘不知者无罪’的因素，对错先不去讲，我们只从理念上来看一下，这种理念的合理性。然而，在理念上，古罗马也有一个古老的法谚，刚好与之相反，叫做‘任何人不能以不知法而免责’；
其理由在于，首先，公民是有知法守法的义务的，既然是一种义务，那不知法本身就是不对的，就是没有尽到一个公民应有的责任，不触碰也就算了，岂能再因此作为理由而豁免其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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