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教接着说道：“”好吧，那就先照本宣科的念一遍这两个案例，我年纪大了，眼也花了，那个排头你找个人给大家念一下吧。排头闻言就说道：“宁致远，你是大学生，你来跟大家念下。”宁致远恭敬地从管教手里拿过那叠A4纸，站起来，靠墙站立并面向大家读了起来，内容是这样的：为了深入贯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为了对嫌疑人进行普法教育，加强对犯罪行为的深刻认识，了解法律流程的基本常识及背后的价值追求，看守所对所有嫌疑人进行一次普法教育讨论会和法治进程影片的观后感活动，下面是供讨论的两个真实案件。第一个是轰动整个美国的世纪大案辛普森杀妻案，案情是这样的：1994年6月12号的晚上，一位居民在经过一座豪华住宅前时，发现门口有两具被刀割开喉咙的尸体，一男一女，男的是一家餐厅的服务员，名字叫做高曼，女的是美国着名的橄榄球球星辛普森的前妻尼科尔，之后就报了案，之后经过警察调查，证据就开始指向辛普森，首先辛普森是一个有家庭暴力前科的人，而且占有欲极强，其次是洛杉矶的警探福尔曼到辛普森家时，在门外发现了辛普森的汽车，并在车的车窗和轮胎上发现了血迹。这时候按门铃也没有人开门，随后警探便翻墙进去，进去之后，在院子里发现了一只带血的手套并判断与在案发现场的另一只为一副，并且把两只手套上的血做了化验对比，发现是同一个人即辛普森的。过了一会儿辛普森从屋里出来，发现辛普森的手上有伤，辛普森的解释是，他听说前妻死了当时心情很激动就把镜子打破而划伤的，后来在案发现场发现一些血液与辛普森的血液一对比发现就是辛普森的，并在辛普森的家中找到了一把刀，经检验与受害人的伤口相吻合。这些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同一个结果，再加上辛普森前边有前科，殴打自己的妻子，占有欲很强，种种迹象表明辛普森就是杀人凶手，而当时74%的白人认为辛普森是杀人凶手，而77%的黑人认为辛普森是被冤枉的，因为涉及到种族分割意识，最终的审判结果就要慎之又慎。为了避免有白人或者黑人进行审判的种族偏见，就找了第三方，也就是咱们中国人李昌钰，因为李昌钰是黄种人，这也给美国大众一种印象，他会不偏不倚，能够一碗水端平，不会被种族主义的情绪所裹挟。后来李昌钰做了大量翔实的工作后推翻了主要证据，最终没有办法定辛普森的罪，到1995年10月份，法庭宣布辛普森无罪释放。这个案件在美国当时影响十分重大，因为在很多民众的心里主观上认定辛普森就是杀人凶手，但是李昌钰站出来把各个证据一一破除，表明罪名不成立，也因为这个案件，李昌钰受到了很多人的质疑，甚至指责，说他为犯罪分子辩护了，把坏人放走了。但这就是司法审判，这叫有罪推定和无罪推定，按照无罪推定，就是疑罪从无，也就是说，如果不能证明辛普森是杀人犯，那么他就是无罪的。不能说，这些证据可能证明辛普森是杀人犯，他就有罪，差一点儿都不行，必须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而李昌钰本人也坚信证据，坚信办案靠的是客观的证据，不是主观上的情感判断，本着公平客观的职业操守来办案，真正做到不偏不倚，竭尽全力做到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通过证据的排除断定辛普森无罪释放，最基本的来说，保证了不会把一个好人冤枉。所以，李昌钰对证据坚持的这种态度，他不仅仅是保护了辛普森，其实也从客观上，保护了民众对法律的信任。
第二个案例，是有着舆论“当代烈女”之称的邓玉娇案，案情是这样的：2009年5月10日晚，湖北省巴东县三关镇政府招商办主任邓贵大、工作人员黄德智到当地雄风酒家梦幻城休闲中心消费。进门后，黄德智一人走入水疗区包房，见服务员邓玉娇在洗衣，便要求其提供“异性洗浴服务”，邓玉娇表示自己是KTV服务员而非水疗区服务员，拒绝其要求，双方为此发生口角。后邓玉娇进入隔壁服务员休息室，黄尾随进入继续与之争吵，此时邓贵大闻声加入，邓贵大认为自己来“消费”，理应得到服务，并拿出一叠钱朝邓玉娇的头和肩部搧击。争吵中另两名服务员上前劝解，邓玉娇欲离开休息室，却被邓贵大推坐在沙发上，邓玉娇欲起身离开，随即又被推坐，邓玉娇遂拿起水果刀向邓贵大刺去，致其左小臂、右胸、右肩受伤，黄见状上前阻挡，被刺伤右臂，后邓贵大因动脉割破、右肺刺破造成失血性休克死亡。此案情节并不复杂，但有几个影响定罪的关键情节的认定却饱受争议，首先，邓贵大用钱搧击邓玉娇这一情节系二次通告时新增的，这一情节的加入似乎提供了另一种暗示：邓玉娇有可能是被邓贵大该行为所激怒，伺机举刀报复的；其次，原来“按倒”的说法改为“推坐”，这使得强奸的可能性大为减弱，防卫行为直接指向的内容是否为“强奸”有待研究，这些细节都是影响本案定罪的关键情节，涉及到是否满足正当防卫理论的要件，对于认定邓玉娇是正当防卫还是防卫过当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个案件一经报道，便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民众一边倒的站在了邓玉娇这一边，尽管“道德归道德，法律归法律”，尽管不能让舆论挟制司法，但“法不外乎人情”，司法机关也要兼顾道德，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当地法院对于此案的判决自然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最后法院认定邓玉娇的行为构成了故意伤害罪，在面临不法侵犯时，邓玉娇实施的反击行为具有防卫性质，但超出了必要限度，属于防卫过当；与此同时，鉴于邓玉娇的自首情节和心理障碍（或者抑郁症），所以判决邓玉娇免予刑事处罚。很多人认为这个案件的判罚背后有高人指点，从而完美的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从法律层面上讲，民众关心的是邓玉娇是否构成了犯罪？但从社会层面上讲，民众关心的是邓玉娇在面临强权的侮辱，人身的伤害时所做出的反击是否要承担严重的后果？（比如坐牢）。如果法院最后判定邓玉娇需要坐牢，那么作为普通民众，在面临同样情景时，我们又应该怎么办？不得不承认，邓玉娇是幸运的，因为这个案件很快就被报道了出来，在全国人民铺天盖地的关注下，法院在重压之下，既考虑了法律的尊严，又照顾了一个受害者的遭遇。当我们反思这个案件时，不由得都会发出一声感叹，感叹弱者的生存环境、感叹那些仗势欺人的强权，当我们身临其境的感受下邓玉娇当时的处境时，确实能感受到她当时的心里上的无助和情感上的激动。当然，我们的法治建设也在不断的完善和精进，对于历史的遗留问题和冤假错案也在不断的修正和重判，我们坚信我们的法治环境会越来越好，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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