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八日，农历九月初七，寒露。松花江老鸹砬子段的江面上，一条乌篷船逆着晨雾缓缓上行。船头站着张永江，手里拄着根竹竿，竿头挂着个铜铃铛，随着船身晃动发出清脆的“叮当”声。船尾摇橹的是孙子张建国，旁边坐着阿雅和刘小军——合作社派来协助“渔技录记”工程的两人。船舱里堆着纸笔、相机、录音机、测量工具，还有一张松花江中下游的地图，上面已经用红铅笔标注了十几个点。
“爷爷，咱们第一站去哪儿？”张建国问。
张永江指着地图上的一个位置：“先去‘三江口’，找老赵头。他今年九十二了，是松花江上活着的‘渔经’。他爹是清朝最后一批‘贡鱼把头’，专门给官府捕贡鱼的。老赵头手里，至少藏着五六样绝活。”
船行两个时辰，抵达三江口。这里是三条小河汇入松花江的地方，水流平缓，江面开阔，岸边是连绵的芦苇荡。一个简陋的窝棚搭在江边高地上，窝棚前坐着个干瘦如柴的老人，正眯着眼睛补渔网。老人头发全白，稀疏得能数出几根，脸上的皱纹深得像刀刻，但手很稳，补网的动作娴熟流畅。
“赵爷爷！”张永江上岸，拱手作揖，“晚辈张永江，带合作社的人来拜访您了。”
老赵头抬起头，眼睛浑浊，但眼神锐利：“永江啊，听说你在编渔经？好事，大好事！我爹临死前还念叨，说老辈人的手艺要断根了。”
他把众人让进窝棚。窝棚里简陋得惊人：一张木板床，一口铁锅，几个瓦罐，墙上挂满了各种渔具——有些连张永江都不认识。
“赵爷爷，我们今天来，是想请您讲讲老辈人的捕鱼法子。”阿雅恭敬地说，“特别是那些快失传的绝活。”
老赵头抽了口旱烟，慢慢说：“我九十二了，说不定哪天就闭眼了。带进棺材可惜，今天就说几样吧。”
他先讲“观星捕鱼法”。
“民国十八年，我十八岁，跟我爹在江上夜捕。那时候没有电灯，靠星星月亮。我爹教我看‘鱼星’——不是水面的气泡，是天上的星星。”
老人指着天空：“北斗七星知道吧？七星连成勺子形。春天，北斗的勺柄指向东，江里的鲤鱼开始觅食；夏天，勺柄指南，鲢鱼活跃；秋天，勺柄指西，马哈鱼洄游；冬天，勺柄指北，鱼在深水冬眠。”
这说法太玄了。刘小军忍不住问：“赵爷爷，星星和鱼有什么关系？”
“关系大了！”老赵头眼睛一瞪，“星星位置变化，说明季节变化；季节变化，水温变化；水温变化，鱼的活动变化。我爹说，这是‘天人感应’，天上的事，地上的事，水底的事，都是一件事。”
他接着讲具体的捕法：“春天看北斗东指，在江湾下‘春网’——网眼四指宽，专捕刚开食的鲤鱼；夏天看南指，在深潭下‘夏网’——网眼三指宽，捕肥美的鲢鱼；秋天看西指，在急流处下‘秋网’——网眼两指半，拦洄游的马哈鱼；冬天看北指，在冰面凿洞下‘冬网’——网眼三指宽，捕冬眠的冷水鱼。”
张永江听得连连点头：“我爹也说过类似的话，但没您这么系统。”
阿雅飞快记录，刘小军拍照——拍老赵头，拍墙上的渔具，拍窝棚外的江景。
老赵头又讲“听水辨鱼法”。
“夜深人静时，趴在船板上，耳朵贴木板，能听见江底的声音。鲤鱼吃食是‘吧嗒吧嗒’，像人嚼黄豆；鲶鱼吞食是‘咕咚’一声，像石头落水；草鱼啃草是‘咔咔’声，像剪子剪布；鳌花（鳜鱼）追小鱼是‘嗖嗖’声，像箭离弦。”
他让张建国趴下试试。张建国趴在船板上，起初只听见水流声，但静下心来，果然分辨出不同的声响。
“这是真功夫，”张永江感慨，“现在年轻人谁有这耐心？都是撒网了事。”
老赵头最绝的是“识水色下网法”。
“江水分五色：清、浊、青、黄、白。清水多小鱼，浊水多大鱼，青水有草鱼，黄水有鲤鱼，白水（浪花）有哲罗。但水色会骗人——看似清水，可能刚下过雨，泥沙未沉；看似浊水，可能是上游排污。”
他教了一个秘诀：“用碗舀水，静置一炷香时间。沉下的泥沙占碗底三分，是正常浊水，可以下网；占一半以上，是异常，不能下网，鱼会憋死。”
这方法简单实用。阿雅记下细节：碗的大小，静置时间，泥沙比例。
“还有‘看风下网’，”老赵头继续，“东南风起，鱼往上游；西北风来，鱼往下游。下风处鱼多，但网容易被吹乱；上风处鱼少，但网形好。要折中——侧风下网，斜着拦。”
他一口气讲了八种渔法，每种都有口诀，有原理，有实例。讲到中午，老人累了，咳嗽起来。张永江赶紧让他休息，承诺明天再来。
第二天，他们拜访第二位老渔民——钱老二，八十五岁，住在下游的“鲤鱼滩”。
钱老二的特长是“特殊渔具制作”。他的窝棚像个手工作坊，里面堆满了各种奇怪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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