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猎的巨大收获，像一块散发着诱人香味的肥肉，被摆在了草北屯所有社员的面前。合作社院子里那堆积如山的猎物，在带来持续数日的喜悦和忙碌之后，也无可避免地将一个最现实、最尖锐的问题，推到了所有人面前——这些用勇气、汗水，甚至鲜血换来的成果，该如何分配？
初步的统计数字已经由老会计和秋菊连夜核算出来，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在一张崭新的大红纸上，张贴在合作社院门口最显眼的墙壁上。那一个个数字，仿佛带着钩子，牢牢吸引着每一个路过社员的目光，牵动着他们的心弦。
皮张：上等狼皮十七张，狍子皮三十一张，杂皮（野兔、山猫等）若干。
肉类：孤猪肉（估算）八百余斤，野猪肉（来自野猪群）一千五百余斤，狼肉、狍子肉等近千斤。
其他：狼骨、野猪獠牙、以及一些可入药的脏器若干。
这还不算那些已经由郑队长的船队运走、即将换成现金或物资的“山海联运”部分的山货。仅仅眼前这些实打实的猎物，其价值就已经超过了草北屯合作社往年一整年的农业收入总和！巨大的财富突然降临，让这个习惯了精打细算、靠天吃饭的山村，陷入了一种亢奋而又躁动不安的情绪之中。
关于如何分配，屯子里迅速形成了好几派不同的声音，并且在合作社正式开会讨论之前，就已经在各种场合——井台边、炕头上、甚至是雪地里抽袋烟的功夫——激烈地碰撞起来。
以刘二愣子、栓柱等大部分参与了此次冬猎的年轻猎手及其家属为代表的一派，态度最为鲜明和直接。
“这还有啥可讨论的？”刘二愣子在合作社仓库里，一边帮着分割猪肉，一边嗓门洪亮地发表意见，手里的砍刀剁在厚重的肉案上，发出“咚”的一声闷响，仿佛在给他的话增加分量，“按老规矩，谁打的归谁，按劳分配！咱们这些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跟狼群野猪玩命的，多分点，天经地义！剩下的零头，再归集体！”
他这话引起了不少年轻猎手的附和。
“就是！愣子哥说得对！那孤猪多凶？要不是曹哥本事大，咱们能不能全须全尾回来都两说！这玩命的钱，可不能含糊！”
“分了钱，俺还想给家里添台缝纫机呢！”一个刚定亲的年轻后生憧憬着。
他们的想法很简单，功劳大，风险高，理应获得大部分收益，改善自家生活是首要任务。
另一派，则以一些家里劳动力弱、未能直接参与冬猎，或者在合作社其他岗位（如参园、后勤）上工作的社员为主，他们的想法则比较保守和平均。
王奶奶拄着拐棍，在几个老姐妹的簇拥下，也来到合作社院子外张望，她忧心忡忡地对旁边的人说：“按劳分配是没错，可咱屯子是一个集体啊。猎队是威风，可没有大伙儿平时种地、伺候参园子，没有合作社这个平台，他们哪能这么顺当进山？打回来的东西，哪能卖上好价钱？依俺看，还是大部分归集体，年底统一分红，家家有份，最公平稳妥。”
“是啊，都分了，合作社还咋发展？参园还要不要投入？明年开春的种子、化肥钱从哪儿出？”老会计扶了扶断了一条腿、用胶布缠着的眼镜，从账本里抬起头，表达了他的担忧。他管理账目，深知集体积累的重要性。
还有一小部分人，心思则更加活络，提出了新的想法。
有人私下里嘀咕：“要我说，干脆别分肉分皮子了，麻烦！全都卖了换成钱！然后拿这笔钱，去县里甚至省城，买更多、更好的猎枪！买摩托车！有了更好的家伙事，还怕打不着更多猎物？咱们草北屯，以后就专门靠打猎发财！”
这个想法带着强烈的冒险和扩张色彩，也吸引了一些渴望更快致富的年轻人。
各种意见交织碰撞，使得合作社正式开会的那天晚上，气氛格外凝重和火爆。合作社那间最大的屋子，炕上、地上、甚至连门槛外都挤满了人。男人们抽着呛人的旱烟，女人们交头接耳，孩子们则在人缝里钻来钻去，被这不寻常的气氛弄得既紧张又好奇。马灯和蜡烛的光芒摇曳着，将一张张或激动、或期盼、或忧虑的脸庞映照得明暗不定。
曹大林坐在主位，面前摊着那张写满数字的红纸和老会计的账本。他没有立刻说话，只是静静地听着下面如同开了锅般的争论。
刘二愣子脸红脖子粗地重申着他的“按劳分配”主张，唾沫星子横飞。
王奶奶颤巍巍地强调着“集体”和“公平”。
那个提议“买好枪、扩大狩猎”的社员，也在努力游说身边的人。
争吵越来越激烈，各种声音混杂在一起，几乎要将屋顶掀翻。利益的杠杆一旦撬动，原本和睦的邻里乡亲之间，也难免出现了一丝微妙的裂痕和火药味。
“凭什么你们打猎的就该拿大头？没有我们给你们准备干粮、缝补衣裳，你们能安心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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