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的雨停了，但金融大厦十七层的空气里仍凝着一层湿冷。雷宜雨站在窗前，指节轻叩着那份央行问询函的复印件，纸页边缘被捻得微微卷起。三天前的听证会像一场哑谜，双方亮出的牌面下藏着更深的局。股权凭证的复印件留在了会议桌上，但他清楚，某些人拿到的不只是几张纸——那是打开旧时光的钥匙，锈迹斑斑，却足够割破精心编织的谎言。
苏晚晴推门进来，手里捏着一沓泛黄的档案。“1991年7月15日的防汛物资调拨单，”她将文件铺在桌上，指尖点住承运单位一栏，“江城速运。”纸张上的钢笔字迹已经晕开，但“特种钢材”四个字仍清晰可辨，旁边用红笔补了一行小字：“实际到港数量多17吨，7月18日运回青山码头B区。”
雷宜雨忽然笑了。他转身从书柜抽出一本旧年鉴，翻到1991年7月。“暴雨红色预警，汉口站水位超警戒线1.2米……”他低声念着，手指在气象数据表上划出一道线，“防汛指挥部那几天应该忙得脚不沾地，谁有闲心盯着多出来的‘钢材’往返运输？”
老吴蹲在档案室角落的保险柜前，正用紫外灯扫描一张1958年的老照片。灯光下，货轮船身上的“327”编号浮出一圈淡绿色的荧光，照片背面的钢笔字洇出更多内容：“……钥匙在信托，但锁孔对着长江。”他刚想喊雷宜雨，却听见走廊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青山码头的黄昏像一块生锈的铁板。当年搬运工老陈头蹲在废弃的吊车轨道旁，手里攥着半瓶白酒。“沙袋？”他嗤笑一声，酒气混着江风喷出来，“那玩意儿拎起来叮当响，工头说是加了防浪的铁砂——骗鬼呢！老子扛过真沙袋，哪有这么压手？”他抹了把胡子上的酒沫，压低声音，“卸完货那天，每人发了三个月工资，说是‘防汛补助’。第二天就听说B区仓库漏雨，泡烂了一批‘重要物资’……”
雷宜雨递过去一支烟，老陈头却盯着他身后的苏晚晴看了几秒，突然哆嗦了一下。“那姑娘……长得真像当年来查账的女干部。”他嘟囔着，“穿蓝制服，左耳垂有颗铜钉，说话带东北腔。”
苏晚晴猛地攥紧了手中的检测报告。她耳垂上的确有一颗祖传的铜钉——那是外婆留下的嫁妆。
武钢退休工程师赵工的客厅里飘着茉莉茶香。老人用放大镜反复查看他们带来的合金样品，镜片后的眼睛渐渐眯成一条缝。“三号高炉的试验品，”他摘下眼镜擦了擦，“87年冬天炼的，掺了苏联专家留下的配方……本打算用在潜艇螺旋桨上。”老人突然起身反锁了房门，从五斗柜底层摸出一本残缺的试验日志，“200公斤成品，交货单上写的接收单位是‘长江防汛特别物资处’。”他翻到被撕掉的三页，边缘还留着锯齿状的痕迹，“调查组来之前，记录仪‘恰好’故障了。”
雷宜雨注意到老人说“恰好”时，手指在桌面上敲了摩尔斯电码的节奏：·－··－·－（LK）。
李明远副市长约在江滩边一家不起眼的茶馆。二楼包厢的雕花窗正对着长江，水汽漫过窗棂，在紫砂壶上凝成细密的水珠。“冶金工业部今早开了闭门会议，”他斟茶时袖口露出半截烫伤疤痕，形状像一枚倒置的船锚，“有人想彻底抹掉三号高炉的试验记录，另一派却坚持要‘物归原主’。”茶汤在杯中打了个旋，“知道为什么选‘防汛物资’当幌子吗？因为九十年代初，长江流域的防汛指挥部……有跨境调运特许权。”
窗外传来货轮汽笛声。雷宜雨望向江面，一艘巴拿马籍货轮正缓缓驶过，船尾浪花里闪过几点蓝绿色荧光。他突然想起老吴在档案室发现的那行字——锁孔对着长江。
深夜的长江证券大楼，雷宜雨独自站在保险柜前。股权凭证原件浸过催化酶溶液后，浮现出另一组数字：327-1958-718。他将这串数字抄在1991年的防汛值班表背面，纸页突然开始吸水，墨迹晕染成一条蜿蜒的航线——从青山码头B区到718轮的锚地，再延伸至江心一处没有标注的坐标。
楼下突然传来刹车声。透过百叶窗，他看见十几辆江城速运的自行车围住了大厦正门。骑手们清一色戴着铜钉耳饰，链条油在路灯下泛着诡异的蓝绿色。为首的人抬头望向十七层，左耳铜钉反射的光像一颗遥远的星。
雷宜雨摸出手机，拨通了苏晚晴的电话：“查一下1958年中国人民银行长江流动办事处的最后一任科长……是不是姓周，左耳有颗铜钉。”
电话那头传来纸张翻动的声音，接着是苏晚晴的吸气声：“档案照片被撕掉了半张，但值班日志里……确实提到周科长耳垂有颗‘红星铜钉’。”
窗外，第一辆自行车的链条突然崩断，金属碎屑溅在台阶上，蚀刻出模糊的“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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