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的夏天，鸟鸣裹挟着燥热，在沈阳大北关的街巷里铺陈开来。老砖墙上的青苔被晒得发蔫，院里的风裹挟着晒透的槐花香，丝丝缕缕漫进院墙，混着煤炉里飘出的烟火气。可这份盛夏的热闹，却独独与我隔了一层。
那时的我身材矮小得像一只小蚂蚁，身子骨细瘦得好似一株尚未抽条的禾苗，穿着妈妈改小的旧布衫，那袖子卷了三圈还晃荡着，仿佛随时都会掉下来。站在同龄孩子堆里，我就如同沧海一粟，总被轻易地淹没在人群之中。或许正是这份不起眼，连报名上小学这样天大的事，学校的老师来登记时看着我，都觉得我不像个学龄儿童，就这样把我给漏掉了。而院里的小伙伴们都以为我报上了名。关于上学的事，我从头到尾都被蒙在鼓里，一无所知。
王维俭、高日辉、明杰、何北，都是院里一起长大的小伙伴。我们曾在槐树下弹玻璃球，在巷口追逐打闹，把裤腿磨得发亮。他们报了名后，平日里总凑在墙角嘀咕。王维俭捧着妈妈缝的蓝布小书包，指尖摩挲着上面绣的小红花；高日辉炫耀着爸爸从工厂带回来的帆布包，带子上挂着个铁皮小铃铛，晃一下就叮当作响；明杰和何北则争抢着看一本画着小人儿的识字册。我凑过去问他们在说啥，他们只含糊地说“没啥”，我便没往心里去，只当是孩子们闲时的嬉闹。
直到开学那天，天刚蒙蒙亮，院里的公鸡刚打了第三遍鸣，就被一阵轻快的动静搅热。王维俭背着蓝布书包走在最前，步子迈得格外大；高日辉的帆布包铃铛叮当作响；明杰和何北跟在后面，你推我搡地说着笑，手里还攥着用报纸包着的新书，边角被压得整整齐齐。他们一路朝着大北六小学的方向走去，脚步声轻快得像敲着小鼓，渐渐消失在巷口的拐角。
我站在院门口，攥着衣角愣了许久，指尖能摸到布衫上洗得发白的补丁，心里空落落的，像被掏走了一块。直到他们的身影看不见了，我才后知后觉反应过来：他们都上学了，唯独我，还被蒙在鼓里。我鼻子一酸，差点哭出来，转身跑回家告诉妈妈。
妈妈正在灶台前熬粥，闻言手里的锅铲“哐当”一声掉在锅里，眉头瞬间拧成了疙瘩。她急得连围裙都没解，翻箱倒柜找出用红绳系着的户口本，紧紧牵着我的小手就往大北六小学赶。我的手被妈妈攥得发烫，掌心全是汗，既怕报不上名，又忍不住委屈。小短腿费力地跟着妈妈的脚步，裤脚蹭着路边的野草，心里一遍遍盼着，能和伙伴们一起走进校门。
大北六小学的校门是两扇木质大门，上面刻着斑驳的花纹。接待新生的老师坐在门口的长桌后，面前摆着厚厚的名单，纸页已经被翻得有些毛边。老师翻名单时，指尖在纸页上沙沙划过，末了抬头冲我们轻轻摇了摇头：“没有杨庆柏这个名字。”
妈妈不肯放弃，拉着我直奔教导处。办公室里飘着淡淡的墨水味，墙上挂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标语。妈妈语气里满是恳求：“老师，您再通融通融，孩子就想在这儿上学，他懂事，不调皮。”可那里的老师一脸为难，手里的钢笔顿了顿，语气诚恳却坚决：“同志，实在对不住，我校今年的名额早就满了，课桌都摆不下了，实在没法接收，您还是带着孩子去别的小学问问吧。”
那天的太阳格外烈，烤得柏油路都泛着热气，脚踩上去软软的。妈妈牵着我，一趟趟奔走在大北一、大北四、小北一小学的路上。每所学校的校门都大同小异，接待老师的话却如出一辙——“名额满了”。每一次被拒绝，妈妈的声音就低一分，眼角的细纹似乎也深了些，我的头也垂得更低，手指无意识地抠着衣角，把布衫抠出了一个小窟窿。
汗水顺着妈妈的鬓角往下淌，浸湿了她的蓝布褂子，后背洇出一大片汗渍，额前的碎发粘在皮肤上。可她从没松开我的手，也没说过一句抱怨的话，只一遍遍揉着我的头安慰：“柏儿别怕，咱们再找找，总有学校肯收你。”路过街边的小卖部时，妈妈还掏出兜里仅有的几分钱，给我买了一根冰棍。融化的糖水顺着我的手指往下淌，甜丝丝的，却压不住心里的慌张。
终于，我们走到了丰隆小学。这所学校的校门是漆黑的大木门，学校里的桑葚树枝繁叶茂，遮出一片浓密的阴凉，风一吹，树叶沙沙作响，落下细碎的光斑。
接待的老师看上去非常年轻，像个大姐姐。她坐在树荫下的板凳上，上下打量着我，眉头微蹙：“这孩子个头这么矮，看着可不太像满七周岁啊？”妈妈赶紧递上户口本，指尖因为紧张有些发抖，指着出生日期给老师看：“您看，没错，刚好七岁了，就是长得瘦小些。”
老师凑近了仔细核对，又反复看了我几眼，才渐渐打消了疑虑。紧接着，老师脸上露出笑意，弯下腰对我说道：“小朋友，来，考考你，能从零数到一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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