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林默，今年二十四岁，从南方那个飘着桂花香的小镇出来时，奶奶塞给我一个布包，里面裹着她攒了半年的鸡蛋钱，还有一张泛黄的纸条，上面是她让村口小学老师写的字：“没有人能让你输，除非你不想赢”。那时候我揣着这张纸条，背着一床打满补丁的棉被，坐上了开往上海的绿皮火车，窗外的树影飞快往后退，就像我迫不及待想要逃离的童年——小镇太小了，小到谁家晚饭吃什么都能传遍三条街，小到我爸总说“读个大专就够了，早点赚钱娶媳妇”，可我偏不，我想看看课本里写的“外滩的灯光像银河”到底是什么样子，想让那些说我“心比天高”的人看看，我林默也能在大城市站稳脚跟。
火车晃了二十八个小时，我拖着行李箱走出上海南站时，正好是凌晨五点。天刚蒙蒙亮，空气里飘着潮湿的雾气，还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混合着汽车尾气和早点摊的油烟。我跟着导航找提前订好的出租屋，七拐八绕钻进一条狭窄的巷子，墙面上爬满了青苔，头顶的电线像蜘蛛网一样交织着，和我想象中的“魔都”完全不一样。房东陈阿姨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说话带着浓重的上海口音，她领着我上了三楼，打开房门时，我差点没站稳——房间只有七八平米，摆一张单人床和一个掉漆的衣柜后，连转身都费劲，窗户对着隔壁的墙壁，透进来的光线昏暗得很。“小伙子，在上海能有个落脚的地方就不错了，”陈阿姨把钥匙递给我，“每月一千二，押一付三，水电费另算，你要是觉得行，今天就能住进来。”我摸了摸兜里的钱，奶奶给的两千块，加上我兼职攒的三千，交完房租就所剩无几了，只能硬着头皮点头：“行，阿姨，我住。”
收拾完房间已经是中午，我饿到头晕，下楼在巷口找了个早点摊，要了一碗豆浆两根油条。豆浆是现磨的，带着豆子的香味，油条炸得金黄酥脆，我狼吞虎咽地吃着，旁边一个穿着保洁服的阿姨看我吃得急，递过来一张纸巾：“慢点吃，没人跟你抢。”我冲她笑了笑，心里有点发酸——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一句简单的关心都显得格外珍贵。吃完早饭，我拿出手机翻看着招聘信息，我学的是平面设计，大专三年，我没少泡在实训室，作品集攒了厚厚的一摞，可投出去的简历大多石沉大海，偶尔收到几个面试邀请，要么是公司太小，要么是薪资低得不够房租。
就这样过了半个月，我面试了十一家公司，都没成。那天下午，我从最后一家面试公司出来，外面下起了瓢泼大雨，我没带伞，只能抱着作品集在路边躲雨。雨水顺着屋檐往下淌，模糊了视线，看着马路上来来往往的汽车，我突然觉得特别无助。手机响了，是我爸打来的，他的声音带着不耐烦：“林默，你在上海混得怎么样啊？不行就回来，隔壁村的王二都结婚了，你妈天天在家念叨你。”我咬着牙，强忍着眼泪说：“爸，我挺好的，再等等，我肯定能找到工作。”挂了电话，雨水和泪水混在一起往下流，我蹲在路边，把脸埋在膝盖上，第一次有了想要放弃的念头——也许我真的不适合上海，也许我爸说的对，我就该老老实实在老家找个安稳的工作，结婚生子，平平淡淡地过一辈子。
不知道蹲了多久，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抬头一看，是陈阿姨，她撑着一把大伞，手里还拿着一把伞：“小伙子，怎么在这儿淋雨啊？快拿着伞，别感冒了。”我接过伞，喉咙哽咽着说不出话，陈阿姨叹了口气：“我都听说了，你天天出去面试，不容易。年轻人嘛，谁还没遇到过点挫折？想当年我刚来上海的时候，住的是桥洞，捡过破烂，不也挺过来了？”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热乎乎的肉包递给我：“吃点东西，饿坏了可不行。”我咬了一口肉包，皮薄馅大，肉汁四溢，那味道像极了奶奶做的包子，一瞬间，想家的情绪汹涌而来。“陈阿姨，我有点撑不下去了，”我小声说，“我投了好多简历，都没人要，我是不是特别没用？”陈阿姨拍了拍我的后背：“傻孩子，找工作哪有那么容易的？你看那些高楼大厦，哪一栋不是一砖一瓦盖起来的？没有人能一下子就成功，关键是你想不想坚持。”她顿了顿，看着我说：“我年轻的时候，有人说我一个农村妇女在上海肯定混不下去，可我偏不信，我摆过地摊，开过小卖部，现在不也有了自己的房子？记住，没有人能让你输，除非你自己不想赢。”
陈阿姨的话像一道光，照亮了我迷茫的内心。我想起奶奶塞给我的那张纸条，想起她牵着我的手在田埂上走，说：“默默，做人就像种庄稼，春天播了种，夏天就得浇水施肥，秋天才能有收成，要是中途放弃了，什么都得不到。”那天晚上，我把那张皱巴巴的纸条拿出来，贴在床头的墙上，看着上面的字，心里重新燃起了希望。我不再执着于找大公司，开始投一些小型工作室，同时在网上接一些兼职的设计单，虽然钱不多，但至少能解决温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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