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去年秋天回的县城，大学毕业在外面漂了两年，没混出什么名堂，我妈托了三姑六婆的关系，把我塞进了县文化馆。去报到那天我特意穿了件新衬衫，皮鞋擦得锃亮，走到那栋爬满爬山虎的老楼前，还以为自己要进什么藏着宝贝的地方，结果一推门，满屋子的烟味差点把我呛出来。
办公室在二楼最里头，总共就五个人：管事儿的王馆长，副馆长张姐，老员工李哥，刚结婚的小陈，再加上我这个新人。王馆长五十来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说话永远带着官腔，见面第一句就问我“家里是哪个单位的”，我老实说我爸是中学老师，他“哦”了一声，眼神就淡了些。张姐比王馆长短几岁，总穿着碎花连衣裙，脸上挂着笑，手却不停在手机上按，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在跟各个单位的人拉关系。李哥是这里的老资格，据说在文化馆待了快二十年，每天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泡一杯浓茶，然后坐在窗边看报纸，谁跟他说话都慢悠悠的，像没睡醒。小陈跟我差不多年纪，话不多，整天对着电脑敲敲打打，偶尔抬头看看我们，又赶紧低下头去。
我刚来的时候，张姐特别“照顾”我，给我分配了“整理古籍”的活儿，说这是馆里的重点工作，让我好好干。那些古籍堆在仓库的角落里，蒙着一层厚灰，我每天戴着口罩蹲在地上擦灰、登记，手上沾的全是墨渍，洗都洗不掉。李哥路过仓库，探头看了一眼，撇撇嘴说：“这活儿啊，前几年换了三个新人都没干完，你慢慢弄。”我当时还挺不服气，觉得自己年轻力壮，肯定能搞定，结果干了一个星期才发现，那些书好多页都粘在一起了，稍微一使劲就破，而且根本没有现成的登记册，得自己一页页翻，记书名、作者、年代，有的字我连认都不认识。
有天中午，我跟小陈一起去楼下的小吃铺吃盒饭，他才偷偷跟我说：“那活儿就是个坑，张姐自己不愿意干，就推给新人。以前有个小哥干了半个月，跟张姐提意见，说需要工具和帮手，结果张姐转头就跟王馆长说他‘态度不端正，嫌活儿累’，没俩月那小哥就走了。”我听了心里咯噔一下，问他那我该怎么办，小陈扒拉着米饭，含糊地说：“还能怎么办，慢慢熬呗，这地方就这样，庙小妖风大。”“庙小妖风大”这话我还是第一次从他嘴里听到，后来才发现，这话在馆里几乎是“共识”，就是没人敢当着王馆长和张姐的面说。
果然没过多久，张姐就来找我要“阶段性成果”，我跟她说古籍破损严重，需要专业的修复工具，不然容易弄坏。她脸上的笑一下子就收了，说：“咱们馆里经费紧张，哪有闲钱买那些玩意儿？我看你就是没上心，你看李哥，人家以前整理资料的时候，啥工具没有，不一样干得好好的？”我想反驳，说李哥那是整理现代资料，跟古籍不一样，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刚进来，不想得罪人。那天下午，我蹲在仓库里，看着那些泛黄的书页，突然觉得特别没劲，这哪儿是干工作，分明是耗时间。
真正让我见识到“池浅王八多”是在年底评先进的时候。按说我虽然没把古籍整理完，但也干了不少杂活，比如帮张姐写汇报材料，给王馆长跑腿送文件，甚至帮小陈修过电脑，怎么着也能混个“积极分子”吧？结果公示出来，先进是张姐，积极分子是李哥，我和小陈连名字都没提。我去找张姐问情况，她拍着我的肩膀说：“小周啊，你刚来，还年轻，以后机会多的是。张姐这次评上先进，也是为了咱们办公室争取资源，以后有好处肯定想着你。”我看着她脖子上挂着的奖牌，心里冷笑，她所谓的“争取资源”，我后来才知道，是给自己多报了一千块钱的“先进工作者补贴”。
更可气的是李哥，他每天除了喝茶看报纸，几乎啥活儿都不干，凭啥拿积极分子？小陈跟我说，李哥他姐夫是县财政局的副局长，王馆长和张姐都得给几分面子，每年的积极分子基本上都是内定给他的。“你没发现吗？每次财政局来人检查，李哥比谁都积极，端茶倒水的，平时哪见他这样？”小陈说这话的时候，眼神里全是无奈。我这才明白，原来在这个小小的文化馆里，关系比能力重要多了。
开春的时候，馆里要搞一个“非遗文化展”，王馆长把这个活儿交给了张姐，张姐又把策划方案的活儿推给了我，说让我“锻炼锻炼”。我熬夜查资料，跑了好几个乡镇找老艺人，拍了不少照片，写了满满三页的策划案，兴冲冲地交给张姐。她看都没看，就放在了抽屉里，说：“我先看看，你等我消息。”结果过了一个星期，王馆长召集开会，张姐拿着一份策划案念，我越听越不对劲，那里面的框架、点子，全是我写的，就是把我的名字换成了她的。我当时气得脸都红了，想站起来揭穿她，可看到王馆长频频点头，李哥在旁边附和“张姐想得真周到”，我又把话咽了回去——我要是闹起来，肯定得卷铺盖走人，我妈好不容易托关系把我弄进来，我不能让她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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